《新加坡发展之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课题组攥写。国防大学是中国最高军事学府，直属中共中央军委。课题组组长是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副组长是周立存少将和朱成虎少将。
由中国军方课题组撰写，以借鉴新加坡经验为主题、建议有序推进政改的中国官方调研结果，今年1月出版成书公开销售。受访学者分析，《新加坡发展之路》面市释放了两个信号——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有方向的，中共也恢复了对新加坡政治模式可持续性的信心。
《新加坡发展之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课题组攥写。国防大学是中国最高军事学府，直属中共中央军委。课题组组长是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副组长是周立存少将和朱成虎少将。
2011年新加坡大选之前，朱成虎就曾为撰写此书进行调研，而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当访问学者，并与研究新加坡国内政策的国大政策研究所的学者交流。
当年与朱成虎深入交流的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告诉《联合早报》，朱成虎等人完成的报告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前写好，十八大以后在中央高层内部流传，隔了这么多年才在今年年初公开出版，很可能反映了中国和新加坡各自国内情况的变化。
郑永年说：“十八大以后，中共在（2013年）三中、（2014年）四中全会发布两个改革决议方案，明确了在经济社会和法治政治体制两方面的改革方向。但社会对中国改革的方向还是不清楚，改革似乎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新加坡发展之路》的出版，足以表明在十八大以后，尽管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国推行体制改革的决心没变，改革的努力是有方向的。”
学者：发出重要信号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接受本报访问时也认为，这部官方背景的报告今年出版，值得关注，也发出了重要信号。
他指出，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政治体制改革发表过很多重要的观点，但这些政治改革思想至今没有很好地实践。“全党必须先对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形成共识，这些想法才能付诸实践。”
《新加坡发展之路》在主报告中提到，邓小平1987年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曾提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后可以实行普选”。作者写道：“如果我们把民主普选定位为政治改革的目标，那么可以说，新加坡政治体制的发展经验，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启示。”
朱成虎等人完成对新加坡的调研后，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在2011年大选中取得独立以来的最低得票率（60.1%），也首次输掉一个集选区。郑永年说：“当时中国社会开始讨论，新加坡一党独大的局面是否不能长久？如果新加坡变成台湾化、日本化，中国学习新加坡的动机就不强了。”
去年9月的大选中，行动党的得票率进步了近十个百分点至69.9%，获得选民强有力的委托。郑永年相信，高层内部报告在今年1月出版，说明中共对新加坡一党独大、可持续的民主发展，还是抱着很大的信心。
国防大学课题组对新加坡发展之路的总结是：人民行动党以适当处理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法治建设、党的建设、政治建设五个方面的内在关系为主要途径，在保持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建设法治社会、构建以中产阶层为主题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稳妥、有序地推动了国家从少数人主导的精英政治（或西方所谓的“威权政治”）向精英政治与人民民主政治相结合的方向发展，确保了国家的持续发展和长久繁荣。
作者指出，新加坡正是因为找到了这样一条正确道路，所以长期以来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国家政治良性发展，“基本上消除了导致政治动荡甚至革命的内部矛盾”，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作者认为，新加坡的政治体制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启示是：政治体制改革应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在不断创造和积累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基础上稳步推进；重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努力塑造占大多数的中等收入群体；加快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为未来民主普选奠定必要的法律界限；调整改革党政组织体制，从根本上解决党的有效执政问题；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民主普选的政治目标。
汪玉凯说：“中国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诸多问题，如何找到解决的出路，肯定是中共高层在思考的问题。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难度确实很大，做不好风险也比较大，从审慎的角度考虑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也强调，“但是不可以不动，必须去思考，找到突破口，然后循序渐进，坚持推动改革，这样中国这盘棋才能稳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