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是21世纪第一年。这一年8月1日是我的55周岁生日。回顾55年人生里程，心不平静，用什么来纪念这个不寻常的日子呢?我想，写篇自传回顾过去，瞻望未来，信心百倍地面向余生，这恐怕是再好不过的生日礼物。 55年光阴，与人类历史的长河相比，简直是短暂的一瞬间，可与人寿相比，已处于从中年步入老年的阶段，抚今追昔，自己出生在光复后建国前，基本上长在新社会，是很幸运的。因而是很幸福的。自己在新社会充分享受初、中、高等教育，毕业后为社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家境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老少三代过着美满幸福的日子。 人生一去不复返。一寸光阴一寸金，要珍惜今后的时光。不断追求新观念、新水平。跟上时代的步伐，努力开拓未来。为此，无论做什么最起码今天的活儿今天干完。千万不要等明天，这应该成为我的座右名，让我为之奋斗吧。“我的55年”新世纪再见吧。 2000年10月27日 我于1946年6月12日(阴历)出生在吉林省延吉县龙井合成里(现龙井市龙南大队五队)。父亲权应直(曾用名权应男)于1914年5月24日在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罗南面罗北洞生人，于1919年2月(当时只有六岁)跟随父母渡过图们江迁移到吉林省延吉县龙井合成里定居。母亲洪英淑于1923年3月2日在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朱乙出生，于1936年奔着外公和舅父也到龙井合成里居住，第二年搬到延吉市公园通，父母于1938年3月20日在延吉县龙井合成里结了婚，婚后仍和哥哥权南直同居，一直到1947年1月土改为止。土改时划为贫农成份，父母婚后生有5男2女，我上有一哥一姐，下有三弟一妹，其中，一姐一弟一妹分别在2岁、3岁、40 岁时病逝，父母亲是农民出身。父亲在八岁时曾念过一年私塾，文化程度达到小学毕业水平。 我三岁那一年即1948年3月份根据政府的号召，移民到敦化县沙河沿区长寿屯落了户。在此期间父亲开始担任农会主任、村长等职务。不久被政府招用担任交通、民政助理并参加吉林行政干部学校学习深造。父亲是善良正直的人，不怕苦和累。听从组织分配。作一个共产党员从不说一个不字。父亲先后到大石头、太平岭等区做过民政助理工作，在县委农村工作队工作期间，几乎一年时间全部在外工作。由于父亲工作调动，1953年5月全家搬到大石头，搬家是长寿屯出2台牛车送家具，人是徒步到大石头的，一对铁锅、简易碗柜、书柜、写字台、镜台这些就是全部家产、大石头为敦化县第二城，大石头平原面积较大，草碳肥资源丰富。气候比较寒冷，气温比敦化还低。大石头林业局就座落在这里，很早就开始采伐木材。种植业主要是旱田粮食作物玉米、谷子，经济油料作物黄豆，养殖业主要养鹿。经过变革，粮食作物中水稻比重大幅提高，单产也大幅度提高。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了火柴、纺织、食品等工业体系。1953年5月份我入了大石头小学，时年七周岁，从此开始了我的学生时代。到大石头后后家庭中增加了一名成员，世允于54年春在大石头出生。在大石头期间我经历了印象最深的二件事，一件是五四年上半年的有一天下午时点西边天空突然红亮起来，随之而来的是振动声音，窗户被震开，碗柜也晃动起来，我和母亲觉得很奇怪。第二天邻居罗叔告诉我们:敦化的623厂(现在的3305厂)发生大炮弹爆炸事故，有人员伤亡和车间被毁。据说这一事件是解放后特大爆炸事故，事后朱总司令亲临敦化视察，另一件事是54年春季我和我们班三名男生到制材厂加工车间外推着轱辘码车玩耍，三个人推，一个人轮流上坐，当小金上坐后，过拐弯处时，因三个人用力过猛而翻了车，我们三个人跌倒在地，小金被压在车底下喊叫，我们三人起来把车抬起来，小金一个劲哭，我们到他家把小金母亲找来，金母见此情景，对我们一顿训词，然后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骨折赶紧到敦化做手术。小金到敦化做小腿骨折手术后耽误了四个月课程。出事后班主任老师严厉批评我们不好好功课反而擅自到工地玩耍。因我在大石头的时间不足一年，后又无联系，小金现在哪，干什么工作，这一切无法知道，实在是一件憾事。 1954年4月父亲又被调任敦化县太平岭区民政助理员工作，太平龄离敦化县城只有8里地，因此全家四口人搬到敦化镇小石河村安家落户。小石河村依山傍水，北靠北山，小石河纵贯全村，南边与市内连接，环境十分优雅。众人亲切地惯称“敦化北山”。我家住在河南，房子是一间面积不足20平米的草房，离房子大约七八十米远的地方有一口井，水质佳美，近似泉水，我们就担这口井水吃。年幼的我当时最高兴的还是小学离我家只有一步之遥。儿分钟工夫便可到教室。我家从此在这一住就是二十八年，1982年才离开敦化县城搬到延边自治州首府延吉市居住。 我是在敦化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业。1954年5月我转学到敦化镇朝族小学，后改为第四小学。初小阶段学习成绩年年是优秀，但遵守纪律很差，经常在班内打群架，有时在上课时还打架，女班主任金老师虽然很厉害，但她也感到很头疼，到了三年级时有所收敛，这时大部分同学都入了少先队，没入的有那么几个，其中就有我。到四年级一开学、换了新班主任金昌焕老师，金老师治理班级有一套办法，有刚有柔，刚柔结合。在公开场合不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我这个后进学生，在私下耐心开导我并给我买了好多本一些名人少年时期情况的课外读物，经过半年的耐心调教，我开始转变了，不调皮捣蛋了，不打架了，也不拉课了。进了第二学期，金老师趁热打铁个别找我让我向少先队小队和中队表示入队要求，这样第二学期后期我和另外二名同学一起入了队，从而全部同学入了队，成了全校第一个红领巾班，我的学习成绩在全班一直是名列前茅。1959年被免试保送入初中，在小学阶段经历了重要的事件:一是1957年寒假原定一个月，临开学的时候学校通知再延两个月，原因是老师们搞整风，后来听说什么大字报呀，右派言论等等，一是在大跌进的浪潮中我们不仅放声高唱大跃进之歌，而且还经常参加了大跃进的劳动中，如筑起炼钢炉、深翻地、夏锄、秋收等劳动。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听到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看到了过激的作法，如“15年赶超英国的工业”，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什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三是亲眼看到了人民公社化中的一些情景，如58年学校组织我们学生到敦化镇郊区新设大队搞秋收时，我们就在生产队公共食堂吃饭，我们看到社员也在这吃饭。食堂设备比较完善，厨房和餐厅中间设有传送带送饭菜，人们排着队按顺序领饭菜。四是学校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建立校办工厂和小科研室，当时我任过“养兔研究室主任”负责饲养和“研究各种兔子的生活规律”，在校舍西北边还挖了两个大水糖，用水车引小石河的水灌水池子，挖水池子是个较大的工程，动员了学校教职员工和高年级学生，敦化初等学院伸出了友谊之手援来了上百名学生支援我们一起挖，敦化初等学院是在朝鲜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孩子们的摇蓝，他们来劳动充分体现了中朝两国人民和少年之间的友谊。为了纪念这一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两校少年共同建造了“中朝少年友谊纪念塔”，水池子完工后养鱼，也养了田鸡，卖出一定收入，达到了予期的目的。每年入秋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小秋收，5年级的时候，9月份组织两个班学生到黄泥河大川大队沟里进行小秋收活动，主要是采集松籽和核桃、经一个来月获得几千元的经济收入，总之，通过勤工俭学活动既培养了我们的爱劳动、爱集体、爱社会主义的观念，长了生产知识，达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要求，又在经济上有了一定收入，补充了教育经费的不足。1959年9月1日我高高兴兴地入了敦化二中，我被编入一年四班，在班级里任学习委员，在班级里有敦化镇的学生也有外乡镇来的学生。入中学后我的性格逐渐地温顺起来了，也不太爱吱声，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是名列前茅。我是积极参加各项体育活动，这应该感谢敦化北山小石河水。从小就生活在小石河岸边，夏天就在小石河水里玩耍学会了游泳，冬天河水结冰先是玩滑车，后又学会滑冰刀，这样年年玩，自然游泳和滑冰水平提高很快。这样，入初中后我的速滑水平在全班居上游、由于我的学习成续好，滑冰又有一定基础，1960年学校选拔速滑队的时候，我被选中了。我高兴地参加了训练，但在训练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做两翻蹬冰动作，教练员要求两腿蹬完冰合并时小腿与冰面必频保持45度角，但我没能做到，因为我的小腿比人家短，膝关节部位也有些特殊，怎么弄也是大于45度角。因此队里不要我啦。这件事大伤了我的自尊心，我狠下决心不搞这种副业把自个儿学习好好搞上去。从此我就很长一段时间中除自身学习外别的什么也不参加。后来在老师和班级团员的帮助下做到既学业优秀，又积极参加各项活动。1961年五四前夕经班上的团员金日武、尹玉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的初中时代正值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这时我家人口增加到6口，桂玉和世荣分别于57年和60年陆续出生、全家就靠父亲每月工资54元5角来维持生活。父亲在敦化贤儒乡做乡长工作，他因长期在外工作得了严重的气管炎等疾病，房子条件也很差，因是草房一下雨就漏，这个时期由于粮食和蔬菜紧张加之学校缺煤一天伙食实行两顿制，反正吃的烧的都缺，这几年冬天气侯也是格外冷，因此家里不暖和在学校上课时也挨冻，这时候哥哥权世日在沈阳东北工学院念书，由父亲工资少，我念初中，世允后来也入了小学，因此不可能月月给哥哥资动，但一年内怎么也得给个两次补助。在这里顺便将哥哥权世日的情况详述如下:老大哥于1940年10月1日(阴历)在延吉县龙井合成里出生。由于伯父伯母膝下无了女，父母将哥出生后立即就过继给他们。这样我就升格为老大，1948年时伯父家也移民到敦化沙河沿长寿电，后因呆不习惯，又回迁到龙井，到东盛太平村安家落户，1958年伯父在太平村去逝，1959年哥哥权世日读延边第一高级中学并以优异成绩考人东北工学院，随后伯母也搬到敦化住，哥哥上大学后，伯母就在敦化四小教员食堂做饭，以工资收入供哥哥念大学，伯母就在在这个时候认识兄嫂并于1963年举行了婚礼。1964年哥哥毕业后到黑龙江省省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北满钢厂工作。伯母和兄嫂随后到富。到富后伯母老是生病，哥嫂无法上班，这样父母决定把伯母接到教化来伺侯。这时伯母已经不是正常人，生活不能自理，炕吃炕拉，这样折腾一段时间后伯母在敦化病逝。父母和北山群众为她举行葬礼把她安葬在北山南坡朝阳沟。我那时在长春念大学，父母们只通知我她去世的消息，没让我回家参加葬礼，父母们是确确实实尽到了责任，我很受感动。在组织上的关怀、北山群众的支持、亲戚们的帮助、父母的勤俭持家努力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度过了难关。敦化县委、县人委考虑父亲长期在外工作、体弱多病，决定父亲离职修养一段，并发给补助金三百元用于治病，在修养中父亲用这笔钱买了鹿茸，与其他药配制后口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经过一段修养身体得到很大的恢复。父母亲是勤劳的，我也跟着学勤劳，缺烧的夏天就父母加我上山割蒿草晒干了背回家烧，房子漏了到草地割洋草背回来苫房。这个时期我还不能忘的是住在长寿屯的我姨表哥哥李天淳当我家缺烧的时候自已上山割柴禾用牛车送到家里，秋天时又给我们家送来土豆。每当这个时候我倍受感动，当然这是三年困难时期以前的事，但我想即使作为亲戚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李天淳他们全家于1959年国家动员朝鲜族支朝建设时到朝鲜罗津市安家井在造船厂工作，我现在非常想念他。 1962年的9月份我考入了敦化二中高中班，从此我的高中时代开始了，入高中意味着迎接新的挑战。一入高中学校对我们进行升学教育，要求我们作到“一顾红心，两手准备”，升学是革命需要，下乡务农为祖国的农业作贡献也是革命需要。当时我们都表态服从双手准备，但是说心里话升学第一，下乡第二，考入大学是硬任务，也就是“唯一升学论”在头脑中占统治地位。入高中后我在班里当语文课代表，我在升学考试中语文成绩为95分，全校第一。总分第四。高一时我的文理课成绩在班里排前几名，选文科还是选理科，没能定下，到高二再决定，不过有一点是定下来了，就是采用汉文课本，将来考内地大学，父母们没指定我选哪个科，只是要求选那个科都行只要考上大学就行，哥哥和一些同学劝我选理科。但到高二我自己发现自己对哲学特感兴趣，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决定选文科。后来我把这个决定通知给已经考上吉林财贸学院的上一届同学孔承冕(已于十年前逝世)，他知道后十分高兴，鼓励我好好准备考上好大学并给我一套复习资料。报考志愿他还当了参某，告诉我第二志愿报财院，不报吉林师大，财院是全国分配，而且研究和从事财经工作比当教员好，这样我就按着这个路子报志愿。在报的过程中我感到文科学校和专业比理科少得多，因为当时我不得不考虑家庭经济承受能力，最好报省内院校，而除延边大学外，只有吉林大学、师范大学和财贸学院。最后的结局是第一志愿(一表)填报吉林大学哲学系，第二志愿填报吉林财贸学院贸易经济系和会统系会计专业。经过马拉松式的准备冲刺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回顾高考复习别有风味，尤其是高三后学期，所有应考科目除数学外语文、政治、历史、外语(俄语)都要背，政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时事政治)、历史、外语、作文通本通篇地背诵，背得“滚瓜烂孰”。在这总复习阶段，班主任老师和科任老师们的汗水没白流。经过高考，我们班考入本科大学的就有十多名，将近占一半。这在当时来讲是了不起的成果。高考是1965年6月8日至10日考了三天。考场设在敦化一中校舍二楼教室里，考的时候我是一点不紧张每门课答完后检查一遍，还有10分钟左右的剩余时间。考后感觉答的还不错。预计平均分数能够达到70分以上，心里想考上吉大有点希望。考后等录取通知书的日子才难熬，一表开始发通知书，我干等接不到通知书，我失望了，再过了一阵二表开始发通知，我终于收到录取通知书，我被财院统计专业录取了，这时爸爸妈妈特高兴，邻居们也纷纷祝贺我被长春的大学录取。但此时此刻我自己却高兴不起来，因为考上的专业和自己报的对不上号。本来一表没考上怪窝囊的，二表虽然考上了，专业却不够理想挺窝火。九月初到校报到之后听到学校的解释之后逐步克服了消极情绪。自己也在琢磨自己没能考上重点院校，都怨自己学习不扎实。现在回想高考情景很有意思，答完题考场出来，感觉良好，预计达到七十多分，但实际六十多分，相差十多分，我的分数根本达不到一表分数线，就没有达到70分以上，怪不得没被吉大录取。我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任了学生会副主席，协助主席进行宣传工作，计划部署全校学生的全年活动安排，总结学生会全年工作等。我通过学校黑板报及时传达学校党支部、校务会、校团总支的有关精神，大力宣扬学生中的好人好事，批评歪风邪气。我还重点抓学生的学习纪律和全校的环境卫生。到高二时我任了主席，我调动副主席和各委员的积极性，全面抓学生的学习、生活、纪律、文娱体育、卫生等各项工作，这时我还是学校共青团总支委员，协助团总支书记做好学生团的各项工作，我们入了高一后学校组建了小口径步枪射击队，我参加了并担当队长职务、敦化二中有重视体育的老传续。从五十年代起在校长姜东洙的带领下生动活拨地开展各项体有活动，如球类运动、速滑、冰球等运动，由于一些运动项目成绩突出，1960年全国群英会上，国家体委授予“全国体有红旗校”光荣称号。校长姜东洙是典型的体育积极分子，他长年坚持打乒乓球，工作再忙也抽出时间打，他是学校球队队员。每年五一节、国庆节亲自率队参加县运动会足球赛。长期的艰苦的努力得到报应，由于领导上十分重视体育，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学校培养出崔顺子等多名国家级运动健将，崔顺子等曾代表国家出国参加国际比赛。60年在敦化县举行了全国速度滑冰比赛大会。1963年校射击队又组建了，教练员由李学馥老师担任。李老师组织我们训练也非常认真，我们也对这项运动非常感兴趣。小口径步枪运动比赛项目有卧射、跪射、立射，县体委十分关心，给我们装备新枪支，准备了足够的子弹，充分保证了训练和比赛的需要。1963年夏天第一次参加全州射击比赛。经过两天的角逐，我队获得了总分团体第一名的好成绩，回校后得到学校和县体委的表扬，随着年令的增加和学校教育的发展，我们开始懂得青年学生必须关心国家大事。高中时期正处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开始出现装缝时期两党开始争吵。“九评”开始了，我记得第一评是“陶里登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这样我就每“九评“一出就感兴趣地阅读一番，通过阅读学习“九评”我了解了国际共产工义运动形势，开阔了眼界，认识上有了新的飞跃。这个时期我们党在国际共运中突出地提到反修防修防变的问题，因此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予示着一场大的运动将席卷全国，这个决定其有23条，发布这个决定当时正值我们高考准备阶段，因此我学习带有些盲目性，就是为了应付高考而反复背诵条理，但高中时期毕竞确实学到了很多的基本知识，将来考上大学走向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感谢高中时代培育我的园丁们，感谢帮助我的同学们，总之，我衷心感谢养育我的敦化这一片沃土。 1965年9月1日我扛着行李坐上西行的列车奔赴吉林省省会吉林财贸学院所在地长春市。大学生活开始了。在这之前我只到过延吉、龙井、图们，没出过延边州。第二天早晨一下车迎接我们的是敲锣打鼓的车队。财贸学院坐落在斯大林大街(现为人民大街)和解放大路的交叉口，学院规模不大，有两层的办公楼，五层带帽的教学大楼，四层的学生宿舍楼。单层的大食堂等四栋房，学生一千名，各年级250名。学院设有贸易经济系、财政金融系、会计统计系，有四名颇有老资格的高级教授，他们是经济学教授袁孟超、财政学教授胡继纯、会计学教授余性元、统计学教授王思立。这些人在全国很有名气和权威，解放前都念过两个以上名牌大学并到英美等国留过学，袁孟超于1925年曾任过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是有名的28个半成员之一，余性元是在全国会计界赫林有名的老权威之一。全院教职员工近三百名，其中一些教员是五八年建院时从上海财经学院转过来的。当时图书馆藏书10万册。学院教学设施不够齐全，上室内体育课就到市体育馆上，游脉课就到市游咏池上、开大会就到电业具乐部开，财院学生食堂伙食搞得在长十所大学中是最好的，外校同学到我校用餐后都称赞火食办得得有声有色。在计划经济年代念大学我是很幸运的。培养一个大学毕业生国家大概需要投资四万元左右。除教材费和伙食费由学生个人负担外其他一概不收费。学生还享受人民助学金，根据我的家庭经济情况，我被评定为享受四等助学金，每月领取12元人民币，当时学生一个月伙食费为15元，家和哥哥轮流每月寄来10元钱，其中拿出3元交伙食费后还剩余7元钱，用这7元钱安排每月生活，如买零碎用品、衣服、外餐等，当时物价是很便易的，进饭馆一个人花一元钱吃一顿饭是相当不错的，能买好几道菜，还能喝一盅，在开学典礼上老资格的李玉纯院长要求我们新生一定要完成好德智体诸方面的四年课程任务。李院长是1935年129学生运动的参加者，曾任过财政厅长。他格外爱护学生，我是有切身体会的，大一后学期1966年四月分的有一天下午我小肚子右侧突然象针刺似地疼起来，疼得直冒汗，真巧，李院长知道后立即派小轿车将我送到长春市医院，到医院一检查是急性澜尾炎，干是立即做了手术，手术是由王淑花大夫做的，手术大约进行三十多分钟，手术很顺利，术后王淑花大夫给我看了割下来的澜尾，阑尾已经变黑，大小象手指头粗长。手术当天晚上是最难熬的一夜，术后咳嗽频繁，一该嗽把刀口震疼得久久不能入睡，这一夜在折腾当中一直没合眼，到了次日四五点钟时候才入睡。第二天开始逐渐好起来，经过一个星期住院，身体恢复原状。于是五一节前几天便出院。这次阑尾手术时间很对劲，不冷不热的春天对健康是很有利的。回学院后，寝室的学友和老金都劝我少活动，不让我上食堂，他们给我打饭。我还是坚持自己上食堂吃。过了一个月后，身体完全恢复正常，排球也可以打啦，乒乓球也可以打，过去一运动小腹右下角嘶啦嘶啦疼的症状也没啦，一手术彻底解决了多年的“老大难“问题！ 大学的学习主要靠自学，除认真听讲老师的讲课，尽量消化全部内容，还要结合自己自学的素材，进行认真的对比才能领会好老师所讲的课文内核。只要是自己充分掌握好安排好时间学习搜集大量的素材，加宽你的知识面，你就可以把握您的观点，用大量的理论依据来论证你的观点的准确性。学校图书馆、阅览室是第二课堂，社会上的图书馆是第三课堂。我就是充分利用了学院图书馆和阅览室以及其他图书馆，比如在长春市图书馆，长春上海路朝鲜族图书馆等。平日就利用学校图书馆搜集资料，星期日就到市图书馆等地方学习和搜集资料。这些地方的资料非常丰富非常全。 1966年上半年也是不平凡的一个时期，为什么呢？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关于”三家村“”四家店“”海瑞罢官“等问题的争论预示着将要来临一场革命风暴，果然，到了5月16日中央发布”5.16通知“，宣布进行文化大革命。接着从北京发来相关文革方面的信息，有的说现在北京和一些城市大学正掀起革命大串联热，说坐火车不花钱，吃饭住宿不花钱，我们听了后高兴极了。过儿天吉林大学的同学也到我校说他们那里有的学生已经上北京了，这一下证实了北京来的消息的准确性。这样过了几天后我和敦化来的儿名同学一起上北京，在长春站进站口时车站服务员挡着我们不让进站上车我们就跟他们辩现在全国性革命大串联开始了你挡什么我们硬是进站上车，上车后根本没有坐位，连车厢中间通道都站满了人。火车一到沈阳上车的人山人海，其中多半是青年学生，这时车厢内人挤得水泄不通，连货架上面也有人坐着，我们站在通道一动不动，上卫生间解大小便十分困难，我们就是在长春北京间60次列车上整整站了18个小时后第二天上午到了北京永定门车站下车。到北京文革的气氛非常浓厚，到处是大字报的海洋，扩音器里传来一首又一首毛主席语录歌。下车后我们儿个人直奔北京矿业学院找高中时同班同学金成德，金成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东奔西跑安排了食宿，果然和传闻一样食宿不收费，凭学生证按排住处和就餐。成德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北京市和学院的文革运动开展情况，听后感到首都的文革运动走在全国的最前列，因为首次到北京我们首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首都的名胜古迹等众多的旅游景点，天安门广场宏伟壮丽，吸引了无数国外游客，我们对颐和园、动物园等公圆一个不落地进行游览、五十年代建造的人民大会堂，历博、军博、民族宫等给北京城增添了现代色彩。我们还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航院、地院、石院、人大、师大等一些院校，当时北京共有62所大专院校，大多数集中在学院路两侧，到民族学院活动是最有意思，当天晚上正赶上学院组织的各民族联欢晚会，参加晚会的有本校的各民族学生和各地来京串联的各民放学生足有七八百人。56个民族齐全，晚会上各民族学生尽情地唱歌和跳舞，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八月份的时候，各院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毛上席开始接见北京和来京的各地红卫兵小将，我们来京前已于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过1次，我们是20日到的北京，可能月底还要接见一次，这个时候有的同学提出等到月底接见!我怎么办?这时我兜里仅剩下3元钱，而且我已精疲力尽，无心再呆下去，更无心南下，我决定返校，这样我就月底回到长春，学校里开始组织起红卫兵组织，这时学校党政机构瘫痪，红卫兵组织在“夺权”之中，学院处于完全的无政府状态，整个学院围绕着学院党委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还是执行了划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文路线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皆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认为彻底地执行了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另一种是认为虽然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是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样全院师生院工基本上被分成两派，一派要坚决批判和斗争，另一派要坚决保护，当时在财院持前一种观点的为大多数，后一种观点的为少数，两派后来发展成为“革命造及派”和“保守派”组织，我是赞成前一种观点，自然而然地加入了“造反派”组织，经过一段批判和斗争之后“革命造反大军”组织夺了学院党、政、财、文大权，同时开始掀起批判和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其他一切“牛果蛇神”的高潮。与此同时维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五一六”道知下发后，文革刚开始时，省委派省委财贸部副部长刘士珍为首的工作组到我校蹲点，当时说这是省委执行了资产除级及动路线，因此反复地深入地进行了批判，刘部长也反复进行了检讨，批当权派不仅批判学院的，也批判和斗争省市委当权派。如省委代理书记赵林、省委委员雷明玉等都被拉到我院批判和斗争，批当权派初期开的时候比较文明，后来随着批到的深入、过度的批判形式也出现了，如戴高帽，的喷气式等批斗方式也开始出现了。"众组织之间的争论是非曲直一开始的时候是动嘴说理，逐步地升级为武斗，开始时动手动脚动棒动长矛，直至动枪动炮，终于酿成一场全面的内战，当时中央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不知是从哪里出来的又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这个口号实际上更加助长了武斗的步步升级。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开始“支左”，这样更加激化了各派斗争。后来发生了袭击军队武器库抢武器事件。持枪武斗的事件频繁地发生，严重地破坏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对于武斗我是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的，因此我是大大小小的武斗一概不参与，在同学当中无论是观点相同还是不同都“和平共处”，在这个阶段我亲眼看见了一些同学摆弄什么“五四”式手枪等，我一看就害柏，胆小如鼠，文革一开始时是学生运动，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工人阶级成为领导地位，全社会纷纷成成立了很多的群众组织，但从现点来讲大致分成两三大类群众组织，观点的焦点是在每一级党政领导干部中你是拥护谁、支持谁，反对谁、打倒谁，“吉林省和长春市来讲，相互对立的两大派是“红革会”、“二总部”和“长春公社”，另外还有一个后杀出来的“东方红公社”，1967年的时候，中央号召各个群众组织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和讨价还价的相互对立的两大派谈判之后终于达成了大联合协议，中央下发了“八一七”批示，不久“吉林省革金委员会”宜告成立，紧接着中央号召学校要“复课闹革命”，学院做了大量的准备，我们就开始上专业课有统计学原理、工业统计学、商业统计学、农业统计学等课程，我们学院是在长春的十所大专院校中复课最早的学校，随后中医学院等院校也相继复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吉林财贸学院和长春中医学院复课阁革命的消息，表扬了两校复课的情况，号召全国的其他院校也尽快地复课，同时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将当权派和“历史有问题”的人都集中起来办“学习班”，为保证“清队”运动的顺利进行，学院成立了“群众专政领导小组”，由教员中和学生中抽调的人员组成、被抽调的人员必须是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清白，前段运动中没有搞“打、砸、抢”，没有参加武斗的，各派群众都拥护的人员。在我们班选出一名人员时，全班同学一致选举我，群专小组中一部分人员进行“内查外调”，另一部分人员是参加组织、管理“学习班”，对被审人员进行“政策攻心”，让被审人员如实地交代“问题”.并做好与外调人员的衔接工作，我主要是做后一项工作，偶尔搞一些外调。在我们管理这些人员的过程中并未出现过逼供诱供现象，但有时开夜车审问和个别同志在审问之中给个嘴巴的事情是出现过。这些作法是很不应该的，有关人员和相关事后来都得到纠正和处理。在两派正在实行大联合的时候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院，为促进大联合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学院革委会设立前工宣队撤点后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院，之后开始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即军宜队领导和革命领导于部及群众组织代表相结合。成立了吉林财贸学院革命委员会，学院秩序开始走上正规。回顾在财院时的学习、生活和业余活动颇有味道。因为学院学生总其一千名，学院图书馆藏书人均数量较多，加之图书馆和阅览室设备较好，学生自学的条件比较宽松，另外教学楼斜对过有市图书馆，星期日可以到那里阅读围书和杂志星期日我们还到上海路市朝鲜族群众艺术馆阅读朝鲜文图书，在大学我还积极参加各项体有活动，经常参加排球、应乓球、粉毛球、足球等运动，我还坚持晨练，夏天起床后跑步到南湖公园游一下，南湖离学校七八里地。再跑步回鲜学校吃早餐，我入学后全院共有 20 名朝鲜族学生。其中不少同学会踢足球，我也多少会踢，也参加了学院足球队，这样我们在星期日经常跟兄弟院校足球队进行比赛，当然输的时候多，但达到了锻练身体、交流感情，增进友谊的目的，冬季还积极参加速滑运动，学校生活是很有规律性，“坚持晨练，上午上课，下午再泡图书馆、阅览室自习，我们班里还有一名朝鲜族学生他就是金文官，他原籍珲春，高中中时期当过班长，我们俩在班里有很高威信，同学们都很乐于帮助我们俩。我们和同学们和睦相处建立了深厚的同学之情，大学的生活初步培养我的独立生活能力洗衣服、拆洗被褥等都要由自己做，同时我也很注意寝室的卫生，可以说寝室的卫生由我包下来了，对有些同学不卫生的习惯如在寝室内甩鼻涕等现象我们就批评，这些同学不仅接受批评而且改掉了坏习惯。由于进行了文化大革命，因此大专院校毕业生都不能按期毕业都延期毕业，1969年秋冬时我们还未毕业。12月份的时候我们参加了省革委会和省军区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队)具体奔赴地点是吉林省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吉尔嘎朗公社所属的一个大队。当时哲盟归吉林省管辖。我们是坐火车路过通辽到的甘旗卡。甘旗卡街道里全是砂子，走道时砂子没脚脖子鞋里灌砂子，风一吹砂子打脸。在甘旗卡停留两个小时后我们又坐马车到达住地。到住地后我被插入解放军某部一营三排九班，与解放军战士一起吃住一起活动形影不离。因为当时这个地方治安秩序比较混乱，部队首长特别嘱咐排长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安全。工作队的使命是稳定民心、在搞好调查研究的基楚上清理出坏人，做好扩大化所造成的后遗症的善后处理工作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革委会主任腾海清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把大批革命干部和群众打成所谓反革命的，甚至连十多岁的青年人都打成“内人党”。当时对被挖出来的所谓反革命实行了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无所不用其极。我们亲眼目睹很多被打成终身残废的人。这个地方是半农半牧区，在全部人口中蒙古族占接近半数，当地人普遍喝红茶，吃炒米，吃驴肉。初到咋来我们吃不习惯，肚子老是翻腾，后来我们也喝起红茶，肚子就平安无事了。这个地方的干部外出开会都带茶壶，边开会边喝茶已经是老习惯了。我们一天的日程是这样的:旱晨六点钟跟战士一起起床，七点钟早餐，白天边参加生产劳动边进行调查，有时开碰头会、研究会，晚上开社员大会学习和揭摆问题，就寝后我也按着排列顺序扛半自动步枪站岗放哨。有一天半夜12点钟排长吹哨喊“集合”的口令，战士们打着行李直往外跑，我也打完行李背着行李跟着跑出去站队，站完队排长命令我“你就不要带行李了”，我把行李拿屋里去，然后跟着队伍跑，一跑就是来回二十里地，回到住地快到凌晨两点钟了，我上气接不来下气，满头大汗，一倒就是早晨七八点钟了，战士们给我端来了热腾腾的饭菜，并告诉我夜间拉练这是他们的常事，边说边鼓励我“权大哥你坚持到最后真行哩”。当时九班长和排长都比我小一两岁，九班长姓王，排长姓什么我就记不得了。他们对我特别照顾，也很尊重我，亲切地称我为权大哥。在此期间我主要做文字工作，如写调查报告、总结材料、经验材料等，我也很虚心，写完每一份材料后我将材料送给部队有关领导，让他们好好修改定稿。在当时搞调查工作是既细致又难搞的工作，虽然当地群众很相信解放军宣传队，但他们心存忧虑，怕秋后算帐。工作队撤点后给他们小鞋穿。我们反复进行宣传，通过个别访问等终于打消了他们的忧虑，他们开口了。这样终于打开了工作局面。这个大队有一个“打砸抢”分子问题十分严重，民愤极大，有个把群众打得致残致死的，就是死不认账。经过坚苦细致的内查外调工作，终于攻破了这个堡垒。群众是很热情的，到蒙古族家庭家访特别热情，先是让我们格（蒙语音，意思是上炕往里边热炕头坐)，然后给我们每个人卷纸烟抽，再就是沏红茶让我们饮。吃派饭，虽然每个家庭都不富裕但都给我们做最好的饭菜，群众对解放军是实心实意地爱护的，当我们元旦、春节集餐时群众给我们送来不少炒米、肉、蛋等食品，我们深表感谢，并跟他们商量后都一一退回。在这个时期我有幸参加过营里组织的打靶比赛，项目有步枪、手枪卧射和立射我各项目都放了几枪，最后我们又看了团部、营部儿位领道们的射击表演，其中一位营长的步、手枪枪法都是十发九中，枪法相当的出众，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二月份的时候学院通知我们撤点回学院，我们坐部队的汽车(敞车)途经金宝屯、郑家屯、、梨树、郭家店、公主岭等地回到学院。由于敞车是雪后第二天行驶的，又挨了七个小时的冻。我回校后闹了一场大病，经过几天的治疗和安静休息之后才缓过劲来。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军宣队的活动，既锻练了身体，又学了不少社会知识，积累了不少经验，为将来走出社会参加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的确是难弄可贵的。在大学时期我是靠近组织，积极要求进步的，每年都写一份入党申请，但由于本身努力没有到家，思想水平尚未达到组织要求，加之当时很少发展学生党员而未能如愿。五月份的时候中央下发了关于最后一批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的文件。我们盼望已久的时刻到了，同学们高兴得聚在一个寝室痛快地畅饮，然后是唱啊跳啊，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美好的夜晚。我按照学院的布署总结五年来的学习、思想诸方面的情况，迎接新的生活。同学们开始球磨分配去向。按照文件，原来的全国分配改为地方分配。当时的趋势是大多数同学都回原地，我更是如此，父母们指望我回家工作，增强家庭活力。我的专业敦化的分配名额两个，这样我就板板钉丁地回敦化县。我们班里家在敦化的我和陶秀忠两人，老陶在长春有女朋友，必须分到长春，我这个专业没有人跟我争，倒是吉林市的史德成(史向前)分配到敦化。八月一日领到了吉林财贸学院毕业文凭，胜利结束了五年的大学生活，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吉林省最高财贸高等学府。1970年8月5日我在同学们的欢送声中上了东行的列车。 回顾五年的学习、生活，感慨万千，首先感谢父母、哥哥的供养、资助之恩，感谢学院老师们的培养教育，后勤员工们的辛勤服务。有一件事使我水志不忘:我从小就在面部、颈部、背部爱长疖子，到了高中以后更加严重，一年四季都长，有时脸上、脖子上同时长好儿处疖子，有时背上还长，严重地影向了我的学习和生活。到大学后隔三差五还长，我曾几次到学院卫生所治疗打过针，吃过药，也贴过什么膏药类，但常治常犯，就是不爱好。卫生所魏大夫《同学们管她叫魏大姐)已经清楚我的病情，有一次我到卫生所看病时她主动跟我讲:"你这个病必须治根才行，这么着吧，多打一些消炎针，再吃药试试”。这样我就打了将近一个月的青霉素消炎针，之后按照她的吩咐，吃了一段消炎药。果然奏效，从此以后很少长疖子，病就治好了。魏大姐就是这样认真负责学生的健康，我永志难忘。我回到家之后第二天就到县劳动局报到，那时人事局和劳动局合署办公，接待我的人是李中复，他看了一眼派遣证之后便对我说:"你到税务局报到吧”。我听了之后，心里想收税工作是挨骂的角色是难搞的一项工作，于是我跟他讲能否分到财政局，他根本不听我的话，他说是就这么定了，到税务局报到去吧。回家的路上我琢磨父亲是敦化县的老干部肯定认识李中复，父亲跟他做做工作幸许能成呢。回家后跟父亲一讲父亲说税务局是国家机关，是不错的单位，明天报到去吧，父亲确实认识老李，老李又是朝鲜族更好说话，可我一看父亲那个斩钉截铁的样子，我心灰意冷，再没说什么，心里想税务局就税务局吧，就这么地，明天就去报到。但一考虑如报到的话就得上班，反正15日之前报到的话能领全月工资，过几天再去报到也不迟，于是在家休了一星期，会计班的鞠福林也分到税务局。八月十二日星期一报到，政工组的主管人陈守恒接待了我们，并引见到一把手刘效挹主任(军代表)。刘主任首先表示欢迎，然后说现在基层缺少干部力量，待研究后再决定具体去向。决定之前暂在局里待命。我一听他的话，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我们回敦化是为照顾家庭而奔来的，可现在局里竟然准备把我们派到外乡镇去，真是想不通，心思很憋气，但是因为报到的头一天，没有说出来，暗想，下次一定好好摆一摆我的具体情况，不过当时确有“四个面向"精神，号召毕业生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基层去。在待命期间，我开始主动学税收业务。老同志们热情地手把手地教。在学校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如不与实际相结合还不能成为完整的知识，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学习首先从地方各税开始入手。开始的时候以老带新，我跟着一位老同志直接下到纳税户一起收税，我最早接触的是房地产税和契税，因为这两种税是直接从城镇居民户中收上来，在计划征期内全部收齐难度相当大在下去征收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有的家庭由于生活比较困难，资金周转不开。一时纳不上税，有的户说等开资以后一定缴，有的干脆软磨硬拖就是不肯缴税。有的个别户拖欠契税长达数年。我看到了老税工耐心细致地宣传税收政策的情景，也看到了他们起早贪黑到应税户去收税的工作作风，敬佩他们的辛勤劳动。过了七八天政工老陈和刘主任找我们谈话，让我们俩到官地税务所工作，并征求我俩的意见。我一五一十地陈述了我的情况:我家六口人，原来就靠父亲一人月工资五十多元钱生活，父母都有病，弟弟妹妹还小，如我到外乡镇工作恐怕有困难，请组织上给予考虑。听取我的意见后，刘主任表示再议，并让我继续待命。我继续跟老同志们一起下去收税，过了好几天也不找我们，我有些着急，便找老陈又讲了我的难处，老陈说组织上会给予考虑的。这样又过了好几天，有一天下午我收税回到局后刘主任找我们说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不下基层，留在局里工作，并告诉我在县局工作，我当即表示一定不辜负组织上的照顾和期望，努力作好工作。我被分到县局业务组工作，业务组分城镇和农村组两摊业务，我是作农村组业务、具体管九个公社的税收业务，即江东、翰章、红石、贤儒、马号、大莆柴河、太平岭、沙河桥、沙河沿九个公社的农村税收的税政业务工作。在这之前我经历过几次税制改革工作，一是对国营企业原来征收的四种税。即工商统一税、工商统一税附加、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并且还要按照不同产品，分别使用不同税率征收的合并为一个税率征收;二是从1970年10月起，在延边州的电力、橡胶、建材、一般化工、服装鞋帽等行业试行了行业税，从1971年一月一日起，在全省国营企业中试行了行业税，共划了29个生产行业，62个纳税企业，税负上税占企业积累的37.4%提高为44.9%三是1973 年起全面试行工商税。在这个时期我还经历机构的不同历史阶段,先是财政金融局我在县局农村组工作1971年十月份的时候到县局下属敦化办事处政工组工作。当时财金局是由财政、税务、人民银行、建设银行组成的。我在办事处工作到1973年初然后又因机构变动又回到县局，这时县局是财税局，财金局被分成财税、人行、建行三个部门。回到县局后我作城镇税收工作，具体负责敦化林业机械厂、敦化林业局所属集体企业(包括敦化林业局所属林场共三十多户)的税收征管工作。我刚分到税务局还未正式分配具体工作之前我临时负责站前街道的房地产税和契税的征收管理工作，我从老税工们的工作经验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和帮助。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不少税收知识和工作方法、征收办法，少走不少弯路，基本上按期完成了征收任务，得到了局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征收工作确实是非常辛苦的，为了按期完成任务，我就起早贪黑地工作。为了收齐房地产税和契税早上应税户上班之前，晚上应税户职工下班之后上门拜访收税，对有的软磨硬拖的纳税户采取和职工所在单位联系，在单位开资时从工资中扣税的办法征收。在负责农村税收工作时也是很辛苦，到县城附近公社就骑自行车下乡征收农村各税，比较远的公社就乘公共汽车下乡征收。到公社所在地供销社、社办企业检查征收还可以，就是到大队检查征收磨房、粉房、豆腐房工商税和所得税以及居民户的地方各税是比较辛苦。企业缴的税款和大队会计代征的税款是现金，有时当天返回不到公社所在地，晚上睡觉时很不踏实，提心吊胆，第二天路上也得格外小心。在当时有的大小队不通汽车，交通很不方便，就要徒步往返，有时赶上雨、雪天是特别的辛苦。一下乡就是七八天十多天，有的同学见面就跟我讲，你老是下乡能受得了啊，管管城镇业务多好啊。当时心想刚参加工作还不能跟组职讨价还价，老实干个几年再说。 我在农村组工作阶段有一件事是非常难忘面在此特书一番:那是1971年7 月份的事情县局组织了农村税收大清查我和大石头分局小孟负责清理江东、红石两个公社的农村税收工作。开始两人一起清理。干了两天，两人觉得这么干20天内是肯定清理不完，因此决定两人分开清理。小孟清理江东，我清理红石公社。红石公社是一个长条型面积，有一条河纵惯公社，有小平原也有深山密林，中间是一条河，两边是山，东部为水稻种植区，中西部为早田作物区，东部为朝鲜族聚居地。国道穿越东部，尽西头是敦化县地方国营大兴川林场。我的清理工作是由东到西地进行。利用五天时间清理完东部，只剩下一个在山上的大队叫开发大队，我决定等清理完中西部后最后清理这个大队。那时是炎热的夏天，隔三差五还来一场雨。虽然森林公路纵惯全公社，但不少的大队都离公路较远，这样徒步巡回清理工作是异常的艰苦。每到一个大队大队代征员(一般都是大队会计)热情接待，积极协助我的工作。利用七八天的工夫结束了中西部的清理工作，最后只剩下那个山上的大队了，我坐公共汽车到公社所在地红石屯住下。第二天早餐后休息片刻便启程，开始上山，由于我是头一次到这个地方，道路不熟悉，就顺着羊肠小道慢步盘行，还未走到半山腰，开始变天啦，一大片乌云霎时间盖住了整个山峰，不一会儿从西边传来雷声，开始掉雨点，我拿出雨衣披在身上继续往上走，走一轱辂我又冷又累想找僻静旮旯歇一会儿，可这时雨下得越来越大，也没有合适的地方，无捺只好艰难地继续瞪山，雨己下有此时候了，山道被雨冲得特泥泞，我脚穿的是塑料凉鞋，实在是走不动道，干脆脱了鞋光脚走路。这样我艰难地进了将近个八钟头终于蹬到山顶，咳，这时雨也停了，天空清起来，太阳也露脸拉，我一眼瞅出有一块石头便坐在上面休息。边抽着烟边心思这山上还住人有些想不开。过了山顶走一段平道，便到了一个小村庄，村边有一条小山溪由西往东潺潺地流过去，那小溪水清澈莹明，还有那一片一片的树林，形成了风景如画的“开发山水”我就在这小山溪水里洗了脸洗了脚，又涮洗凉鞋，然后准备找大队会计研究清理事项。我就到一户人家杖子外边准备喊大队会计在哪住，正巧，一位年近五十岁的朝鲜族中年妇女在院子里做活，她看着我便很亲切地问我是从那里来，又找谁，办什么事等等，我一五一十地向她说明来意。这位听了之后十分高兴地跟我讲是她爱人正是我所找的大队会计并说他有事到学校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并把我请进屋里坐等。在唠嗑当中我了解到她们这一家是从延吉插队到这里的，全家七口人，父母以下二男三女大儿子吉林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安图县松江农机厂工作大姑娘延边财贸学校毕业后分到敦化县五金厂工作，二姑娘为插队知识青年，小儿子和最小的姑娘正在小学念书。说着说着敦化上班的大姑娘正回家过星期日，她在炕上坐着看书，我问她在五金厂具体干什么工作，她说是在东头钣金社作财会工作，她也问我是在作什么具体工作，我回答省财贸学院毕业后分到县财税局工作，我还跟她讲在长春念书时常到工学院去找同学玩，可能见过她哥。我们儿个人唠了一会儿，我想起包里的袜子才刚没洗，我就上小溪河去洗袜子，这时大女儿领着我一起到小溪河边，我洗袜子，她看着我洗的样便说是她给洗，我不好意思给她，还是自个洗的。进屋不一会儿，大队会计回来了，我就向他讲明来意，因为这个大队户数不多，大队规模不大，清理的事一会儿就整完了。大队会计很稳重，也很尊重我的工作。因为我离家半个月，回家心切，准备下山，这时大队会计和老伴说什么也不肯，说吃完午饭下去也满赶躺。这样我就受到一顿热情漾溢的招待，在面谈过程中，我感到大队会计是一位学识渊博、平易近人、和风细雨的人。伯母是一位热情好客、善于体贴年轻人的典型的朝鲜族妇女。我下到红石屯以后在公社和有关人员处理一些事情，没有赶上回敦化的公共汽车，便在公社招待所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我在公社汽车站等公共汽车，这时候开发大队南金计的大女儿小南也在候车，我们俩一起上车我坐在她的后排坐位。其实，我在敦化路过轮胎翻修厂和五金厂的时候曾几次见到过小南，好象在轮胎翻修厂食堂就餐。在车上我们两个人就各自单位的事情、同学们的事情以及敦化朝鲜族分布情况等唠了一气。车到五金厂附近她很有礼貌地说一声“再见”之后下了车，我默默地目视着她进院的情景。在这两次的交谈中我感觉到她言语很有条理温润而择，举之沉着温文尔雅，她的父母们又那样的温柔敦厚，在这时我发现自己是正在了解她、接近她更是亲近她我开始考虑个人终身大事，这时我年逾26岁。在这之前邻居们和父母给我提起过多人，但因自己觉的不相配而都推掉，自己想自主地选择心中人。我下乡回来不久我就到办事处政工组工作，就在这时，单位的同志们说我年令不小了并给我又推荐多人，但我一一都推，见都不见。在这之后高中同学南哲浩又给我介召一位在安图农机厂工作的工人，我们通过一封信，我考虑她职业不够理想便通过第二封信断交，后来她又给我回信能否继续谈，可我在也没有回信。经过一段思考之后，我终于选中了一个人她就是小南。这样有一天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我就拿起话筒找小南，她正在还未下班，我先是谈了一些家常嗑，最后我试探性地问了一下能否谈一谈“个人”的事，小南说这个事嘛，我哥哥还没解决个人问题，他解决之前我是暂不谈这个问题，别的事麻都可以谈。我听了之后心里很不高兴，只好把这个问题暂时挂起来。我当时想，过一段以后再跟她理论理论，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有一天，我们单位营业室的李今子找我说有一个事跟我商量，我问她什么事，她说她有一个亲戚在五金厂上班，她在五金厂有跟她要好的一个女朋友，体格好，人品好，又是延边财贸学校毕业，跟你很作配，你想不想见她，我一听是小南，我痛快地答应见面。第二天下班之后我们在银行门前相见。因为我们彼此有一定的了解并不感到陌生我们商定各自通报家庭征求意见后再反馈。我如实地向父母讲了整个情况，他们很高兴，这样我们就盼喜讯的到来。过了儿天后我们开碰头会，小南并没有给我带喜讯，又让我第二次失望，说是家里从汪清介召一个对像，家里不大同意。我听了后不高兴的样子当即表态说我们各奔他乡，这样我们就不欢而散。第二天跟李今子一讲她也感到很遗憾。跟父母们一讲他们也感到很惋惜，我在当时对这件事确实是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没有下很大的工夫去缠住她、感化她、争取她，过一段平静的心态后再研究下一步计划。又过了一些时候后有那么一天下午小南给我来了个电话，意思是能否再见面谈一淡，我欣然同意。这大概是1972年初，从此我俩的友情来一个质的转化变成了爱情，李今子得知后高兴地向我祝贺并为自己的牵线搭桥努力的实现而感到满意。我和小南为这种喜剧性的姻缘而倍感喜悦和自豪，相似的家庭背景，相似的学生时代，为我俩造就了很多共同语言、共同的工作和生活目标，这为以后的生活道路上克服种种困难，奋发图强，开拓美好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怕物质上的贫乏，就怕精神上的空虚”这是我俩初恋时互相激厉的语言，总是用“精神上的富有使一切皆有”来约束未来。因为我们在同城工作，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工作、生活上的问题，有时我还领着她“游揽”敦化市内的“名胜”相处一段时间后父母想见一见，这样我就做她的思想工作，约她到家里坐一坐，她同意了。这时我家已经开始有了新的气色，因为我上了班。家庭经济收入将近翻了一翻每月近一百元。生活有所改善。我毕了业上班后把原来一间小房卖了又买了就近的两间朝族试的草房，房东头接了一间仓库，买了一些羊草雇几个汉族人苫房盖，里外都刷白灰，又按了自来水，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家里还养一头猪，长够了卖的钱又增加收入，又购置当时的三大件如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等，这些都是为了迎接家庭的新成员而准备的。小南到家里向我的父母介召了她们家庭的主要情况，我的父母听了后很满意，并向她表示尽快完婚的意向，要求她转达给她的父母。 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俩坐敦化到红石的公共汽车奔向开发大队。这天天空是睛朗的，大河解了冻，田野是一片嫩绿，到红石下车，我们呼吸着春天的新鲜空气，开始蹬山。这次上山非常顺利。因为我们是走在山间小道，小路是慢坡，又有领路人，不知不觉地一会儿就到家。我进了屋首先就向二位未来的丈人和丈母娘恭恭敬敬地行了朝鲜族式磕头，然后将父母和我本人的意向和决心一一陈述给二老。二老非常开明，通情达理，那时，我大舅哥刚订婚，家庭经济压力比较大，但为了照顾我的婚事，硬是咬牙在一年内办了儿子和女儿的两次婚事。这样我们的结婚日期定为这一年的10月2日。在开发期间我受到热情的款待，过得非常愉快，留下了一生难忘的美好回忆。我们那个时候结婚是非常的俭朴，由于家庭积蓄很有限，所有客人都在家里招待，酒菜档次是最低，除了准备两床被褥外其他什么家具类的连一件也没有添置，结婚那天我上身穿的还是哥哥的泥子上衣。不过，结婚那一天来祝贺的客人络绎不绝，有北山屯的大多数左邻右舍，有我所在税务、银行的全体人员，有小南所在五厂的，还有我和小南的同学们。晚间联欢非常热闹，年轻的同学、同事、朋友们唱啊跳啊一直联欢到凌晨，这些给我们俩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美好印像。 我在71、72年在财金局办事处工作时正赶上敦化全城挖地道搞人防工程，我积极参加劳动，无论是主航道工程还是单位的地下工程都做出了应有的功献。我在73、74年负责林业系统税收专管工作期间有一件事是始终记忆犹新:当时敦化林业局所属各个厂都办家属队，地区家属队主要是办的工业，这些家属厂用工就是系统内的家属和一部分厂内人员，家属厂机构很健全，产、供、销、运都很正规，效益也很不错，就是规模比国营厂小。按照税务总局和省局文件精神板板钉钉地要征收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这是毫无疑意的，儿年来也是这么征的税收。我接收后头一年很顺利地组织了各项税收的按期入库。当第二年二季度予征所得税时在纤维板家属厂卡了壳，会计提出局里有令不让家属队缴所得税后来其他厂也都提出不缴税拉。这一下我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会计告诉我这是李清海局长下的令，谁缴税就跟谁算帐。这样我先跟我的组长老安通电话汇报我要准备找他，老安同意了，我就下午一上班就敲开了李清海局长办公室的门，正好他在接一个电话。他打完电话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有一件事请示李局长，我就把地区家属厂税收的事一五一十地端出来，并讲明按照目前的文件规定必须不折不扣地继续征收工商税和所得税。李局长听完之后便讲“按照国家规定缴税我没意见，但是我听说最近有个新文件，家属队以副养农的部分免征所得税。”这个时候确实有一个关于沟里家属队以副养农的收入免征所得税的文件，我耐心地向他解释地区家属队不能比照文件，必须照章纳税。他开始还是温和地语气对我讲能不能比照能不能照顾，我说税法是严肃的，钉是钉铆是铆，必须先执行，如有生产经营有困难可以按照税收管理体制逐级报申请减免税收，经批准后可以少缴或不缴。他听了之后有点火了，他冲着我说你们税务部门有没有生产观点，你了不了解家属队有多大的困难，什么沟里的地区的，都是一样的家属队为什么不能照顾。他还劝我好好领会文件精神，并说税是不可能缴的，有意见叫你们局长过来吧。我听傻了眼，我说我们局长过来也是这个说法，请李局长你还是跟下边说一下该缴还是缴。他说缴有困难，他准备往上请示。我说那是你的事，不过将来出现问题那是你的责任。我真没想到一个县团级林业局的局长竞然对国家税收是如此地认识。我很头疼，事后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业务组和我们李仁局长汇报他们听了之后很不高兴，并跟我说这个李清海局长就是这个侃啤气你别急，过不了儿天他还得乖乖地缴税。这样我们研究了下一步计划-过两天我和老安到林业局党委向尹书记汇报，尹书记很理解，他说你们税务部们收税不容易，也很辛苦，税法还是你们有解释的权威，我们准备跟李局长街接和沟通，你们放心地回去吧，税是一分钱不能少地缴。后来果然党委和李局长研究一通，有一天李清海局长亲自给我们局里来电话直接找我，让我带着文件到他那里研究，我把文件和有关省州的解释精神递了过去。并再一次详细地讲解，他服了，并说对不起你了，以后你在收税中遇到困难我一定给你大开绿灯。又过了一星期之后，李清海局长在他们招待所摆上了一桌，邀请我们税务局李局长，还有老安和我都参加。在宴会席上，李清海致词强调税收的重要性，税企双方密切配合的必要性，提高纳税意识的迫切性等。还特意与我干一杯说我是银厉害，很讲道理，很有责任心的干部。在专管林业系统税收工作期间还有一件事经常浮现在脑海里。那是73 年的夏天，我到敦化林业局二场(离大蒲柴河还往西)清理林场税收，坐了一个白天森铁小客车，我们到了场部，不巧，林场的会计等财会人员到地区参加学习班，还得五六天才能回来，这怎么办?我和一同去的老宋一核计，决定不返回等他们回场。头一天我俩干呆觉得太无聊，这个时候林场工人正忙于修作业路，我们便决定参加修路劳动。场部和工人们劝我们不要去，我们说干呆没有事情更受不了，让我们能于多少干多少修路劳动主要是挖土和抬土垫土，即在路基下边用铁锹挖土，用抬框和拾杠把挖出来的土抬到路基上面，然后还有一些人用木头做的夯具夯实路基。头一天我主要干了挖土活还可以，第二天起抬土、夯土的活都干，这样晚间睡觉时觉得挺乏。我们和工人们一起干了整整六天。在和工人同志们一起干活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在办公室听不到的新鲜事情，领导上和财务人员不大愿意讲的事工人们毫无顾虑地给我们讲，这样我们在几天的劳动过程中掌握了很多与财务有关的实际情况。这几天是过得很有意思，与工人同住、同吃、同劳动，工人同志们是实实在在的性格，因为在林区长期劳动，每位酒量都不小，饭量也挺大，体格都很健壮，劳动时是个个生龙活虎，说干就干，说歇就歇，样样都是很干脆，一点没有拖泥带水的样。场部领导和工人们对我们的劳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很少看见过象你们这样的干部们。财会人员回来后我们开始进行检查清理，场领导和财务人员全力协助，我们利用五天的时间胜利完成了清理任务。回到局里后我们得知(一位副局长告知的)场部给局领导来了表扬和感谢的信。我在从事农村和林业系统税收工作过程中转遍了敦化县的所有20个公社和森工以及县营的大多数林场。在这个期间，我先后参加过一次全省税收大检查(在公主岭)和两次全州大检查和多次全县税收大检查工作，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提高了自身的税收业务水平。参加工作以后我继续积极要求进步，服从组织分配，扎实地作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每当组织上抽调我做中心工作时我是愉快地接受并完成任务。我参加过短期的春耕工作队，参加过三个月的农村“斗、批、改”，也参加过为期一年的蹲点帮队工作队，还参加了蹲点帮队两年包队工作队，“批林批孔”时又参加红石片的宣讲队等等。我工作过的地方有大桥公社河东大队、翰章公社新乡(官屯)大队、黄泥河公社北山大队、红石公社红石大队、临江大队、大石头公社山河大队、双骆大队、贤儒公社德胜大队等。到大桥河东大队搞春耕时由于天冷自己没注意饮食卫生在社员家吃玉米餷籽粥以后拉肚一天一宿后脱水实在坚持不住大队把我送回敦化住院，经检查得的是急性胃肠炎，经过一星期治疗痊愈出院。到翰章公社新乡大队搞三个月斗批改，工作队是由县里的工作队员和公社的插队干部组成，县里下的就我一个人，插队干部大都五十岁左右的工作经验都很丰富的干部，李大万、金显大两位的名子现在还能记得，两位都是文人，前者原为出版社社长，后者也是州一个部门的头头，听说李大万后来调到北京毛著办(民族办)当的是主任。我们工作组里还有其他的老同志如我们组长老崔、江一两位汉族同志，他们俩说朝鲜语说得相当流利，说得完全和朝鲜族一摸一样，一点听不出来，老崔原在州水利局工作过，老江原在州食品公司工作过，老崔是个“大老粗”，人很朴素，又很虚心，但待人处事很有水平，老江很有学问，历史知识渊博，讲起历史包括朝鲜历史滔滔不绝，讲得有板有眼，有骨有肉，我特别爱听他讲历史故事。还有一位是比较年轻的同志叫钟武，原在省森林调查规划院工作过，年令三十多岁，很有朝气。我在他们当中一起吃、住、工作自然学到了很多好的工作艺术、工作作风，也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工作当中他们很尊重我的意见，我们相处得特别融恰。啊还想起来了还有好几位，原省食品公司插队到汉章的老孙同志，人品特好，和爱可亲、特别体贴同志们的苦衷，他就插队到官屯大队，因此我们一旦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他就想方设法解决。我们通过三个月的艰苦努力完成了整建班子的任务胜利撤点。 1974年我又被抽调到黄泥河公社黄泥河大队搞路线教育，我包了北山小队。当时的主题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以大批促大干，整顿和建立健全小队班子。当时我们工作组组长是县法院李院长，副组长是我们县税务局副局长周宝风，组员还有县宜传部陈维立和交通局小李。我包北山比较“孤独”，因为小队就坐落在北山上，北山离大队七八里地。我包北山是因为该大队是黄泥河税务分局包的点。在当时提昌各个政府的职能部门都要蹲点帮企、蹲点帮队。我已通过税务分局唐喜亭局长了解了北山小队的一些情况。进点后开始摸小队的基本情况。白天我基本上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参加社员大会进行正面的路线教育。当时上面一再强调定要狠抓对资本主义倾向的批判，倾向一冒尖就及时掐掉。过一段的调查了解到该小队社员生活很穷，有的家庭连买油盐酱醋的钱都没有，借钱过日子。我跟班子成员和社员们讲大家一定要集中精力搞好集体生产劳动，一定要杜绝资本主义倾向，集体富了大家的生活也能富起来。即使这样天天讲月月讲，有一些社员总搞一些“小动作”，有的在房前屋后种一些蔬菜之类，有的不跟队长请假就失踪了，有不少妇女不听劝告偷摸下到黄泥河镇蹲起小市场。队里的确有那么几个人经常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搞个人的小片荒，社员心里是明净的。有一天铲二遍地歇气时后有个社员找我和队长郭富裕俏俏地问二位想不想看看“丰产田”，这样郭队长跟刘队长打过招呼后我们三个人翻一个岭到了山后的那一片“丰产田”，“丰产田”大约有半亩地，种的是谷子，长势比生产队的好得多，地莳弄得很干净。这时郭队长瞅着我问耪不耪掉这块地，我当时想若耪掉太可惜，还是以教育为主，至于怎么处理以后再说。我跟郭队长交代这个事公社知道肯定抓典型，还是咱们自己消化。还是正面教育，怎么处理你们小队队委会研究处理，我就不参与了。这个事我也没向我们工作组回报，在当时这样的事生产队干部和社员是不会告的。因为我在北山呆的时间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派饭不用队里通知各家，我自己按着顺序就餐，我什么都能吃，由于天天参加劳动。所以吃什么都是很香的，什么玉米大饼子、煎饼、玉米馇子粥都能吃得好好的。 由于我参加工作以后，扎实地做好税务本职工作，业务水平提高很快，又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各时期的中心工作任务，自己又积极靠近组织，定期回报思想和工作情况，组织上是很满意的，开始考虑我的组织发展问题。县税务局党支部经过一番考核和内查外调于1974年上半年的有一天召开支部大会研究我的入党问题，在这次大会上由于个别的党员同志提出外调材料中我舅父洪一天解放前在延吉时的历史情况不怎么清楚而暂未通过，待进一步查清后再研究。据我听父母们讲，我舅父解放前在延吉开过汽车，有一次汽车在行驶途中突然着火的事，并没有造成死亡事故。至于其他有什么问题一无所知。经过组织上的再一次细致的调查终于找到了证明人搞清了他的历史问题，我舅父于1948 年春搬到朝鲜平壤定居。这样我于1974年12月19日经县税务局罗星亭、张春新二位介召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听老同志们讲我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县局和敦化分局发展的唯一个党员。这个时候，财税已经分设，成立了敦化县税务局，于部一共有12人，内设人秘、计会、税政、监交四个组。开始税政就两人罗星亭和我，后米宋凯来了之后为三人。1974 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县局李仁局长突然找我谈话，让我到大石头税务分局工作，接替刘相恒副局长的工作因为刘局长马上要退休了。我感到很突然，一瞬间我想了很多，刚与父母分家单过，父亲还有病，还要照顾两下。困难不少，但又一想到自己刚入了党，组织上又这么信任我，提拔我，我不去说不过去，于是我爽快地答应一定不辜负组织上的期望做好工作。第二天找父亲一讲。父亲特别高兴，父亲说这真是大好事，入了党又提干，组织上这么信任，你去吧，家里的事你不用太担心。这样，过了元旦我就上大石头上了班。到了大石头我脑海里浮现出童年时代的一幕幕情景，小学啊制材厂啊北边的江水等等。当时大石头分局一共有八名干部，局长张明华是全系统老资格的干部，在公社也颇有威望的，是公社党委委员。其他干部也都资格比较老，年令和我差不多的小孟都有十儿年的税令，其他同志们年令都已过四十，都有二十多年税令。由此看出这个分局的干部力量是很雄厚的。我上班头一天以张局长为首的全体干部热情的欢迎我到大石头工作。张局张晚上在局设宴欢迎我，我表示在同志们的支持下一定搞好工作。经过一段我感受到大多数同志们是十分支持我的工作，很关心我的生活。赵丽霞、孟贤良、谭玉琦等同志经常邀我到家里作客，推心置腹地告诉我局里的情况，鼓励我大胆地开展工作。张明华局长也希望我大胆地开展工作。我在大石头这一段要作了三大项工作即局里的税收本职工作、公社党委的中心工作、县“三挂”办公室的内查外调工作。局里的税收工作主要抓集体、街道和农村税收工作。党委抽调部门领导搞路线教育、搞春耕等主要由我来承担。我到山河大队搞过春耕。到双骆大队搞过路线教育，我带镇卫生院的小费和粮库的小王到该大队的骆驼拉子小队蹲点。该大队由山下的双山子小队和山上的骆驼拉子小队组成。从春耕到夏锄搞了将近半年。该小队坐落在骆驼拉子山根，耕地全部是山地(朝阳坡)，由于土地肥沃，又是“小气侯”早田作物产量和质量比山下多而优。该大队社员大部分都是从山东迁移过来的。主食主要吃煎饼。山上的煎饼特别好吃，乳白的甜酸的煎饼我一顿能吃四五张，吃了还挺抗饿。我们几个按着公社的部署对社员进行路线教育，同时天天参加积肥、送粪、种地、铲地等劳动。支部书记刘良京和社员对我们非常满意，我们对生产队的一些困难主动帮助解决。有时生产队农机具缺件，就利用到公社开会的机会购买后拿回去，有时还跟公社有关部门联系购买化肥农药等。7月份的时候公社郭主任到小队检查工作，看了长势特好的玉米、谷子地以后，十分满意。公社党委郎志学书记在这一年的全公社工作队总结会上表扬了我在双骆的辛勤工作。可是不可理解的是县局有的领导对我有一段我因爱人有病情而通勤了那么几天，况且通勤是早晨6点半到局办公室，下午是下班以后6、7点钟到的家，说是“小权不安心在大石头工作，作为分局领导还天天通，不象话。我是在县局与有的同志喝酒时听说的，我听了之后很气愤，对下级干部的困难不仅不问不闻，反而背后吹冷风，按的是什么心。后来在分局我跟老赵、小孟等同志个别交谈时谈这个事，他们听了之后也挺气愤。事后我弄清了事情的真象，有的人就是这样“严格要求"我，实际上是妒嫉我。是何许人也，提不提都无济于事，我在山河蹲点搞春耕时有一天公社吴书记来电话找我，让我回公社有事跟我商量。到公社后给我交代一项任务，让我和公社机关干部孙传政一起搞公社水利站的桂龙吉的入党外调工作。因老桂是朝鲜族，我搞比较合适。以前搞过一次，没能搞清。我们俩利用十天的时间搞完最后写完综合报告。这样桂的入党问题得到解决。整完这件事正好这个时候县“三挂”办公室从大石头公社抽调两名工作人员，公社决定抽我们俩。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从文革中遗留下来的有关人员的案子重新进行内查外调，复查定案。这项工作我们是从75年下半年开始到77年初才结束。这项工作外调任务相当繁重，有些人员的案子需要跑大半个中国，有的案子复查难度甚大，搞一边不合格还要返工第二次不行再来第三次。我们到抚顺从敌伪挡案中查一个张宝珊就查出几十个张宝珊其中同名、同性、同岁的就有十几个，又到天津市公安局查档查卡就查出同名同性的就有一百多人，其中三同的就有几十个人，简直是从海里捞针一样，实在找不出下落，只好回来重新与被查对象抠，这样反来复去搞几次才能弄清。有一次碰上同学他问我现在都忙些什么我说搞“三挂”他说我干好差使，我说好什么，钱亏还不说，成天坐车走路把身体坐瘦了走瘦了。我们搞的几个案子多数需到山东省，而且大部分都需到农村生产队去核实。到山东昌邑县和费县调查调查队对象几乎都在农村，在山东屯村叫这个庄那个庄，一天需调查六七个七八个庄，靠两条腿走路是根本走不起，我们就在公社供销社租了一辆自行车跑，由于小孙不会骑车子，只好就得我把他驮在车后一天来回跑几十里路，跑了五天屁股都磨出水泡，泡珠一破出水简直受不了，这一下不用说骑车子，坐也坐不了，只得躺下休息治疗了。这两年在山东搞外调的时间最长，几平转遍了整个山东省，从东部青岛、烟台到中西部的沧淮地区、临沂地区、泰安、德州、兖州、枣庄、济南、济宁等地及下属的很多县市。另外还到天津市和河北省的唐山市及下属的县市、其他地区的定县、阜平县、曲阳县河南的一些县市，广东省、湖北省、东北三省的一些市、地、县，通过将近两部的“三挂件案子的办案工作，见了中国的大世面，在社会实践中丰富了社会知识，掌握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地充实了自己的知识面。1977年3月份按照我的要求组织上把我调回县局税政组工作。我积极钻研业务，努力提高自己的税收政策水平，我经常和同志们争论政策业务问题，为了搞好全县干部的业务学习，我编了税政业务问答材料，得到了州税政科领导的好评。有一次州里税政科领导和同志们下到我局检查指导工作，有位同志在个别场合俏俏地问我愿不愿意到州局工作，我当时就回答说愿意到州局工作，我后来才知道，州局曾跟县局李局长要过我，李局长说啥也没有同意。我听说后心里是很不是个滋味儿，但我并没有表露我的心态，仍旧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后来我把这个事跟岳父谈过，岳父说这是好事，到大地方上级机关工作听的多，看的也多，很有利于个人的进步和发展，支持我到州里工作。这个时候我和父母们暂时分开过日子。北山的房子也就是二十七八平方米左右，家庭人口已增加到八口人，世允这个时候插队到贤儒公社南黄泥河大队，除了他还有七口人，父母、我们两口、桂玉、世荣，还有锦姬。我们的女儿锦姬出生于1973年12月3日(阳历)，这时她已经5岁了。父母们也考虑到人口多房子小，同意我们出去单过，也算是让我们出去锻练锻练，这样我们在胜利街关屯找了一小间房子这间房子原来是间仓库。后来搭炕以后出租，房东是我小学时候的同学赵青山。房子是找着了，但是没有放煤和柴禾的仓棚，于是我就到敦林纤维板厂拉来几根木料和一小车纤维板边角料，钉出一间小棚，上面铺油粘纸挡雨雪，又拉来创花子和煤开始过起日子。海勇1977年3月16日出生以后住的就是这间小屋。在这我们大概住了一年，我们和房东和邻居们相处得特别和睦，赵青山的父母们性格都特别厚道，经常给我们拿来吃的，如鲜菜、打糕等，我们也用其他方式回谢他们。将近住了一年后，我们搬到县五金厂大门正对面的旧的统建平房，有汉族式的一铺炕，外屋地就是伙房，这个房子也没个棚子，自行车没地方放，晚上就往屋里推。这个房子冬天比较冷，炕是挺热的但门窗透风厉害晚上睡觉冷得蒙着被睡。这个房子最大的好处是我们上班都近，特别是小南上班太近了，海勇上托几所也特近。我们在这大概住了一年。1979年夏天局里分得在三小南面盖的统建房，我分到了这个房，这个房是两层楼，每一家都有楼上和楼下，总面积大致有五十多平方米，由于楼梯占一部分面积，实际使用面积上浪费较大，楼上的面积还可以，楼下扣除厨房，居室小炕只能睡两三个人。窗门是做了双层，但玻璃只给上一层，锅台也要自己搭，这样锅台是我亲手搭的，由于烟筒较高，我这个门外汉搭的，锅台和炕都好烧。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因为第一次分到砖瓦结构的房子，再不用胆心下雨漏雨。那时盖统建楼都不给盖仓房，这样我就破了一些板子盖好仓棚后就搬进去了，那时敦化各单位一年起码都拉一汽车烧材，男同志都忙于拉柴禾，截材，劈材，码材劳动，出门之前必须做好的一项活就是把柴禾劈好。这时候家里家具主要有一个衣柜，碗柜，写字台。还有两辆自行车和两块手表，这就是全部家产。我们入住以后不久在农电局工作的姐夫金奇焕把家从沙河沿长寿屯搬到我们前一栋统建楼，我们特别高兴，因为这一下互相有靠的了。我姨表姐李绿顺是我们家最近的亲或，他和姐夫是同岁，他们虽然文化程度都不算太高小学和高中毕业，可是都很有修养，对父母特别孝心的人，都很通情达理的从他们两位的经历中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好好品味和学习的。 我从大石头调回县局以后不久1977 年初我又被抽调蹲点包队长年点(两年点)工作队工作，州局抽了副局长张春新和我，敦化分局抽了于长生和扬爱荣，我们包的是贤儒公社德胜大队我们四个人老于年令最大，他比我大十多岁，当时四十出头，春新比我小两岁，我当时32岁，小扬当时二十三四岁。大队给我们腾出一间房，我们三位男同志就住在这里，大队供米供菜我们自己做吃。夏天我们在院子里种茄子、小白菜、辣椒、豆角，“自力更生”些菜，减轻生产队负担。老于做菜很有手艺，也很勤快，他包的是二队，工作很卖力气，社员们也很满意他的工作。缺点就是晚上睡觉时打呼咙比较厉害，头几天我很不适应。他先睡，我后睡那么我是很难入睡，后来慢慢地适应了，习惯了就不怕他先睡了。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揭批“四人帮”，另一方面狠抓大队和小队的班子建设，狠抓农业生产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适时地抓好春种、夏锄、秋收、冬春造肥、积肥、送粪，从物力和财力上帮助解决生产队所遇到的困难，通过一年多的努力，该大队的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公社党委是很满意的，这样我们工作队提前撤了点，没有留什么后遗症，事后大小队对我们的反应是相当的积极。这是我在敦化时期的最后一次中心工作。我回到局里继续搞我的税政工作。 大概是1980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岳父突然到敦化我家来了，当时我就琢磨岳父不打招呼直接这么过来肯定有要事，不出我的所料，岳父就问我想不想到州供销社干部训练班去当教员，我考虑之后同意了，岳父说已初步跟训练班俞主任讲了我的情况，又是大学本科毕业，又是计划统计专业，他们正缺这方面的人才，俞主任很想要我。这样这一年年末的有一天我就找李仁局长谈了我准备挪挪地方到州供销社工作，他听了之后很不高兴，并说这决对不行，我们对你下这么大的工夫培养你，你还想走，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我说决对没有这个意思，而是由于小南很想回延吉，我才作这个决定，我是求他放我走，可他一点余地没有地告诉我安心在敦化好好干，我一看说不动他了再没磨嘴。又过了一个月后我第二次找李局长，再三伸明我调走的理由，并转达岳父对李局长的问候，李局长在红石公社当党委书记的时候，岳父正插队到红石公社开发大队，因此彼此比较熟悉，李局长听了后说我岳父是个好人，工作非常的认真，又很有水平的人，你再去延吉时代我问候。至于我的调动问题李局长说既然这样有具体的问题，你要求还这么迫切，看你岳父的面子，我就同意放你走，请你无论到哪继续好好干，争一口气。我当即表示感谢并让他放心我一定好好于。我把这个请况告诉岳父，岳父转达给干训班俞主任。1981年年初干训班派李淑老师到敦化税务局考核我的情况，当然考核后他们是非常满意的。四月份的时候干训班通知我到延吉来一趟，我到干训班试了讲，领导和老师们听我的试讲之后都挺满意，最后俞主任告诉我五一以后正式上班在试讲时我一看财贸学院我上届毕业生徐东范在那坐着听，讲完后老徐拉着我的手说原来是你啊太好了欢迎你。以后大胆地干吧。这个时期干训班有九名教员，行政人员五名，工勤人员八名，加上领导共有23名教职员工。教员中除一名是中专毕业生外其他八名教员都是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有的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有的吉林财贸学院毕业，有的是延边大学毕业，财院毕业生有许永远、徐东范和我三个人，老许是64届毕业，老徐是66届毕业。领导上让我担当计划管理讲课，我虚心地向其他教员学习，认真地进行备课，备课时参阅大量的资料，还和实际业务部门衔接，力求使讲义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不脱离实际。为了保证讲课质量，头几次讲课都进行试讲并录了音，然后放录音，自己体验，从中发现问题再进行必要的调整补充。我在81年上班后讲了一期基层供销社主任训练班和一期专业人员训练班，课后得到了学员的良好的反映，领导上也比较满意。八月末俞主任找我让我参加供销总社举办的“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供销社师资培训班，这个培训班是供销总社委托山西财经学院承办。我于8月29日从敦化上火车到北京，在北京倒车再坐到太原在太原再倒车坐到山西省平遥县城下车，山西财经学院短期培训部就在平遥，平遥是个著名的古老的县城，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原盆地西南、汾河中游，同蒲铁路斜贯，汉朝时为京陵县，北魏时为平陶县，后改为平遥县、农产为小麦谷子、高梁、棉花等为主、手工业以各种棉、针织品和漆器著名。名胜古迹有文庙、双林寺、镇国寺、慈相寺和平遥城墙。大面积的古老的木制建筑完整无损地保留着和使用着，平遥生产的红色熟牛肉也是很出名的。到短训部报到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学习，课程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商业企业管理学、统计学原理(重点是概率论抽样推断部分)国民经济计划、商业经济、商业统计等。经过考试都取得90分以上的好成绩，这个地方气候比较暖和，屋里没有暖气设备，但到了冬天后由于屋里没有取暖设备上课时比较冷。没有东北舒服。这个地方的人特别喜欢吃醋，吃饭时米饭里和面条拌着醋吃，山西陈醋是全国出了名的，我们回来时每个人都带了很多瓶山西陈醋。我在有幸碰见了老乡黄镇友，他和我在敦化都在二中念书，他比我小三岁，他中学毕业后就当兵，有十多年军今，在驻军团部当参某。我的到来使他兴奋不已，他管我叫权大哥，在离家几千公里的遥远的地方相见，他格外地高兴，他家离我们宿舍很近，直线距离不到三百米，他经常到我们宿金聊天，隔三差五地拿着酒菜到宿舍和我们喝酒，几乎每逢星期日都邀我到家里吃喝，我向他述说家乡和他伯父伯母的情况因为伯父家是在敦化北山我们家最好的邻居又是从敦化沙河沿长寿屯起儿十年的老邻居。他呢向我详细介召平遥县和部队的情况。我到平遥之后第三天他拿了一些吃的到我们宿舍，我当时无意中发现他右事手指头很不灵活，好象不怎么动，我问小黄你的手怎么了，并摸着一看是假手，这样小黄就讲起事情的经过:儿年前的冬天在有一次部队搞手熘弹实弹演习的时候一位年轻战士掷手熘弹一失手没搬出多远扔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在这一发千钧的紧急时刻，正在指挥演习的黄真友毫不畏惧地手里拿着军帽疾速地奔向这颗手熘弹，敏捷地爬下之后用军帽按住这频手熘弹。并喊战士们立刻跺开，手熘弹在他手里爆炸了，小黄就这样失去了右手，所幸的是保住了性命。我们宿舍的儿个人听了之后非常受感动，大家说小黄是个名符其实的王杰式的军人，小黄又是个很坚强的军人，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告诉父母和亲戚们，在部队的全力以赴的关怀下及时做了手术并到上海按了假手。八十年代他转业到龙井市人事局工作。1998年小黄不幸病逝，我由于当时病魔缠住了我又没有及时得到消息而未能前往，感到非常的遗憾，我现在非常怀念他。圆满地完成短训班的各项学习任务领到了山西财经学院结业证书之后我提前到太原站去买回程票，那时买当天上北京的票是根本买不到。我到太原买票后在湖滨宾馆住宿，我住的是标准间，一个房间四张床，我住进去的时候三个床还是空着，等到晚饭后又住进三个人来。我们四个人聊天，在唠嗑当中他们说是华北油田的工人，到太原买什么机器。快到九点我先躺下睡觉，这时已入立冬，房问比较冷，我用棉袄压在被子上面睡觉，棉袄外套带四个兜的中山装。早晨三四点钟的时候他们儿个人起床后又是洗脸又是刷呀把我弄醒，我一看表还早，我又睡了一觉，六点钟我起了床，洗漱完了穿棉袄顺手一摸上衣上面兜，这时才发现钱包不见。昨晚钱包明明还在怎么到了早晨就没了呢，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们几个人已经走了，我立即找服务员一问他们果然退宿走了，我把丢钱包的事和她一讲，她说人都走了上哪找去。当时钱包里装有六十多元钱，我一个月的工资呢。由于自己不小心丢的还能怨谁呢。有幸的是我把大额钱三百元放在库叉里边缝的兜子里，并没影向我的回程之路。通过这次专业进修我进一步巩固了已学的知识，又补充了新的知识，为做好经济管理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1年的夏天干训班规模逐渐扩大，改为延边供销干部学校，学校又给我们教职员工在铁南盖了两栋家属宿舍(平房)，面积三十多平米，秋天的时候，家搬到延吉，房子的问题解决了，爱人南英子的工作问题又摆到议事日程。在当时进延吉市工作非常难，卡这个的限制那个的，就是不好找具体落实单位，通过各方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个单位即市民政局下属的事业单位殡葬管理处，名字很不好听，但当时我就想，现在进延吉市这么难，饿汉不挑食，还挑什么单位，进来以后再说。这样她被按排在火化处作会计工作。这样我俩都正常上班，房子和工作都安顿之后，做了父母的思想工作，准备把父母接到延吉来。敦化的草房6000元卖给朝鲜族姓李的，然后于1982年6月把父母接到延吉来了。这时世允1974年六月父亲退休后接班被按排在敦化中医院药房工作于1979年结婚成家立业，桂玉1980年成家，世荣正在延边大学物理系念书。这时父亲体弱多病，严重的肺气肿、慢性肝炎仍折磨着他，搬到延吉后也许由于换水的缘故，父亲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七月份的时后有一天突然身体不适，胳膊腿不大好使唤，于是到延边医院一检查是严重的脑血栓，住院治疗一个来月稍为有了好转，出院回家治疗，没有一个星期又犯病，这次来的更加严重又住进延边医院继续洽疗，但病情始终不好转，这样父亲于8月15日凌晨病逝，享年68岁。我们失去了好父亲、好党员、好干部我非常感谢延边供销干校和敦化中医院以及延吉市殡葬管理所领导和同志们在我父亲患病期间和逝世后所给予的关怀。这个时候全家六口人，母亲、我们两口、世荣、锦姬和海勇。我继续在干校从事教员工作。我记的是夏天五六月份的时候有一天州财税局的丁荣太和金成一给我突然来个电话说有要事需要跟我商量能不能到税务局来一趟，我问什么事，他们在电话里不说，反正叫我到局里来一趟，这样我就到州政府大楼一楼税务局办公室，到那一看金声振局长、老金、老丁正等着我，因为我在税务局已经工作了12年我熟悉他们。我一进屋金声振局长开门见山地问我不想回到税务局工作。我也知道当时的形势，财税要分设，税务人员要归队。我说我愿意归队，只怕我刚到州社，又刚分的房子，新单位肯定不能轻易放人，阻力是很大的。金局长说只要你愿意归队什么房子等一切问题都好办，你回去做一做你们单位那一头的工作，你回去等着吧，我是当金局长面表了归队的态，但在干校俞校长面是很难开这一口。我跟岳父谈了此事，他说上税务局倒是更好，不过俞主任的关怎么过是个事儿，随税务局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过些日子我还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找俞校长谈了调动的事，俞校长听了之后几乎都蹦起来跟我讲你简直是把干校做跳板过度到税务局，你不能走，我不能开这个口，我们想好好培养你，你在这安心干吧。甚至他还说我是将来的校长等。谈话是在这样很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我把这个事跟金成一通了电话，金说不要紧你就等着吧。九月份的时候，州税务局领导出面跟州社领导谈判州社领导也没有办法最终同意放人并通知干校办理手续。这样这年的九月份我又回到了税务系统，被安排在州税务局所得税科做科员工作。当时韩龙振是科长，刘银是副科长。科员还有蔡秉林、于爱锁、金致烈、全宗先。因为所得税业务较为复杂有学头，我就选择了这个科。当时州税务局和州地震办一起在政府院内大楼东面小平房里办公，冬天是很冷的，我们在这过了三个冬天。我记得当时州局干部一共三十名左右。内设机构有税政一科、税政二科、利润监交科、计会科、人秘科五个科。我在税政二科工作期间在科长们的带领下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进一部提高了税收业务能够独立地开展工作了。我在二科作了半年的工作。1983年的时候，税务体制改革，实行“利改税”，内部机构随之调整。人秘科分为人事教育，秘书两个科，撤销利润监交科，增设税政三、四两个科。1983年四月末局领导找我谈话，让我负责主持计会科的工作，原科长李元春调任税政科长。这样我是从1983年5月份起主持州税务局计会科的工作。当时由于州局正科长是省局任命，副科长是州里任命，因此副科长是1984年6月份任职，我是1984年9月份正式任职。由于我已经作过十多年的税政工作，又是专业出身，干起税收计会统工作比较轻松。税收计会统的主要工作任务是编制税收计划，进行税源调查，检查税收计划执行情况，做好税收会计、统计工作，编制好各项会统报表，做好税款的按期足额地组织入库工作，做好税收票证的使用、管理、监督检查工作，管好用好税务经费等项工作。工作任务是比较繁重的。开始头几年我是主要抓打基础工作，重点抓计会统的核心计划管理工作的同时注意抓税收会计、统计、票证工作方面的基础建设。我首先对全州和州局的税收计会统工作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比较系统的总结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和需要充实和完善的地方。首先我对“税收计会统月百分考绩竞赛”进行了总结，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重新制定了竟赛方案，并坚持考核，加大考核、评比检查、表扬奖励力度。为了保证会统报表的准确性，为计划管理工作提供完整准确的资料，制定了统计工作分析制度，并加强了分析工作力度。由于税收票证管理上存在一些漏洞，制定了全州税收票证管理办法。这样计会统工作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得到了上级部门的支持和表扬。如1984年我总结了全州税收计会统工作，布署了1985年全州税收计会统工作和报表考绩竞赛方案，并将材料报送省局后省局全文转发全省各个地区1986年省局肯定了延边州局开展统计分析工作作法后，我执笔写出“我们是怎样开展统计分析的”一文经验材料，在全省计会统工作会议上介召经验，并上报国家税务总局参加全国税收计会统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书面交流。1986年初，我根据全州税收票证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布署全面开展税收票款大清查工作并制定“票款管理有关规定和制度”及“票证领发存九个必须、九不准”和“票证填写七个必须，七不准”并将材料上报省局后省局全文转发全省各地。这些都为开展好全省和全州的税收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了把握好全州经济税源情况我每年都带搞计划的同志多次深入到各个经济主管部门、九大林业局等重点企业的财务部门和计划部门调查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实现税收情况、交库情况、发展趋势等，直接掌握活的第一手资料，这样就争取了主动，心中有数地开展了工作。因为税务系统刚分设州局也没有办公楼，局领导开始张罗争取资金准备买或盖办公楼。我积极当领导的参某和助手献计献策。 1985年的时候，州局买了河南百货西侧的州人大办公楼。我们搬出政府院办进了新办公楼。在政府院里的时候州局只有一辆北京京吉普车，面这时已经买了一辆丰田蓝剑车吉普车和一辆三菱中客车。由于这个时候予算外有了一定的经费来源，从1983年起局里已经攒了一些资金。省政府为了调动税务部门和干部，贯彻税收政策，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在全省税务部门从1982年起实行税收增长提成。根据这个办法，以上年工商税收实收为基数，从增长的部分中按5%的比例提成。由于延边自治州实行当年增长留给地方的财政体制，州政府规定各市县按着比上年增长的部分中提取5%分成，超计划部分中提取10%分成，由于州本级税务局没有直接征收任务，政府对州本级税务局实行了定额补助。省局也对州局实行补助。分成款可用于集体福利，改善办公和职工居住条件，可用于补助经费不足，用于开展小指标竞赛活动的奖励基金。由于大批干部进到税务部门，州和县市局陆续盖职工住宅，84年州局在延吉啤酒厂附近盖了18户职工住宅，85年又在解放路盖了一栋12户的五层住宅一楼做商场。我们家搬进了解放路新居，面积64平米，三室一厅、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卫生间设有浴盆和蹲便设施。北阳台封闭。后来又根据大家要求蹲便改为坐便器。当时全家人都特别高兴，头一次住进这样好的房子，在当时延吉市来讲可谓上档住宅。办公楼搬进人大楼以后，因为干部又增加很多，计会科根据省局要求装修一间微机房，这样显得办公室很不够用。又开始张罗更大的办公室。于是准备买进延新桥附近的州林管局办公楼，钱都付出30方啦，可后来反复研究面积不算太大，又没有后院，推了翻不买了，准备找个地皮盖个办公大楼。后来我跟着金局长，多次到省局汇报情况，省局答应补助70万元。1986年的时候，局里跟延吉驻军部队研究买了烟厂对面的地皮，面积10300平米，地皮价100万元。这样我们又搬出临时在延吉市局办公楼大俱乐部里办公。1987年五层办公大楼和一栋五层住宅楼(40户)完工了，这样解决了办公和职工缺房的问题。这次住宅盖的是比较好的，结构很合理，两室一厅，大的七十多平米，小的六十多平米，大家是很高兴的搬进去了，可领导上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当时住宅盖得在延古市是很不错的，卫生间设施有浴盆和坐便器。但和现在一比差得远呢，可是上面知道以后就是揪住不放批评延边州局盖了“豪华住房”，在当时局领导们为了大家的福利表现出了比较强的超前意识，可恨的是那些搞腐败，往自己兜里揣的人，现在回想起来，很不是个滋味儿。1988年的时候，局里在住宅楼大南边又盖了一栋两层楼，原先准备给领导们住的，领导们都不愿意住，后来决定给处长们住，这样我们家又搬进这栋楼的一楼，我当时很满足的，房子越住越大，越住越好，沉浸在喜悦的气氛之中。为了进一步搞好计会统工作，1986年6月份我带领全州计会统系统的老同志州局的崔敬慧、安图县局的权永吉、龙井县局的李松淳、延吉市局的金花淑到国家局和省局介召的一些先进的地区和县市税务局进行考察和学习。我们首先到了湖北省襄樊市税务局及下属的分局进行考察和学习。市局张局长和计会科的同志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行。张局长首先领着我们看了一下住宅和办公楼的情况，办公楼的后院就是住宅楼，他们是先盖的住宅，后盖的办公楼，住宅盖的比较好。他们的税收集市贸易分成款收入较多。根据财政部的文件，税务系统从1983年起按30%的比例从集贸税收收入中提取分成款，根据文件规定的用途，他们首先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盖了好几栋住宅楼，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计会科的工作是颇有生机，那时已经购置很多微机，用微机处理计会统的各项报表。税收收入稳定地增长。计会的工作有条不素地开展，大家从中得到很大的启迪。计会系统有足够的人员来进行操作。大家深有体会地说:"说一千，道一万，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领导重视。一语道破了问题的所在，大家都表示主动作好工作的同时做好领导的工作，把计会工作搞上去。我当时想都有这种认识就有希望能把计会工作一定能搞上去。市局的接待工作既热情，又不铺张浪费，很有条理地进行。按排我们的住宿后，开头招待我们一次宴会，由于我们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照顾一下中间加了一顿，最后送别时又来一顿宴会，并且张局长始终赔着我们，还和我们合影留念。我们在襄樊呆了五天离开此地到武汉取道到广州然后第二天直奔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市，我们在深圳市税务局考察学习两天。同时游览了深圳市容和一些景点。那时深圳已经盖了很多高楼大夏，的确是一派改革开放的兴旺景象。我们还到沙头角区参观中英街的热闹景象。结束深圳的活动，我们顺道到杭州游览一两天后直奔第二个考察重点无锡市税务局。无锡市局领导和计会科的同志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当时无锡市纺织电子等工业相当发达，乡镇企业发展也很快，来自乡镇企业的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的一半。整个市的税收收入那时已经超过了10个亿。仅一个无锡县的工商税收收入就超过三个多亿，当时我们整个延边州的工商税收收入才一个亿。通过这次考察学习活动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视野，充实了此办法和措施，工作的劲头和信心更足了。从1985年省局开始张罗税务系统的微机的应用工作。用微机来代替计会系统繁重的手工记帐、作表、汇总、报送等项工作，是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应用计算机从计会部门延伸到征管部门乃至整个税务部门，最终用计算机征收税款，并实现财政、银行等部门以至纳税单位联网是必然的趋势。这样全州税务部门都积极地购置计算机，调进一些微机专业人才，积极参加业务培训，逐渐地实现了用微机记帐、做表和用远程通讯的办法报送各项会统报表。为了进一步提高微机的应用水平，1988年在图们市举办了全州税务系统计算机应用技术比赛大会，既赛理论知识，又赛具体操作技术。得到了很好的效果。通过比赛大会，进一步推动了全州税务系统的微机应用工作，掀起了学微机、用微机的热潮，进一步提高了微机的应用水平。税收计会统部门作为税务部门的综合部门，工作内容是丰富的，工作要求是比较细致的。年末或者年初跟着局长到省里参加税务工作会议，领年度计划任务，回来后，召开全州工作会议，布署全年工作，分配下达年度计划任务，然后是定期检查和分析计划执行情况，紧接着进行经济税源变动情况的调查和分析工作，还要进行各项经费和税收票证的检查监督工作，四季度提出下一年度税收计划建议数，12月31日通宵达旦地进行各项税收收入的总决算工作，有的年度一直干到元旦下午的两三点钟，我是这样过了12个春秋。的确干工作的时候是挺辛苦的，但完成工作任务之后是很愉快的。1989年的时候，局里研究决定调进一些优秀的珠算技术尖子选手，其用意一是组织一支州税务系统珠算技术代表队参加州和省里的比赛，二是以他们来进一步普及和提高全州税务系统税务干部的珠算技术水平，更好地为税收工作服务。这7名选手是:朴成哲、池明子、郭仁花、姜英玉、朴今月、李玉花、洪玉淑。这7名选手都曾在全国、省和州里的比赛中取得过优秀的成绩，其中前三名曾在全国和全国少数民族珠算技术比赛大会上取得过全能或单项比赛的冠亚军，都很有实力的选手。他们进来后集中按排在延吉市局和安图县局州珠算协会常关心和支持我局的这一举动。局里责成计会处(这时已科变处)负责珠算工作。为了更好地开展珠算技术的普及和提高，有组织地进行调练和参加比赛，成立了延边州税务珠算协会，会长由叶树人副局长担任(叶是州珠算协会副会长)，我是副会长兼秘书长，还有一些常务理事和理事，"我还是吉林省税务珠算协会常务理事。这样我们有组织地开展了训练，参加系统和社会的珠算技术比赛大会。在通化、白城、延吉、长春、辽源举行的全省比赛中均取得了团体冠军、全能和大部分单项的冠军，朴成哲、池明子、郭仁花是延边州珠算技术代表队主力选手，他们届届参加比赛，届届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这些选手们为州税务系统争得了很多的荣誉，为提高税务系统珠算技术水平作出了贡献。1992年的夏天叶树人会长和我带领朴成哲和郭仁花参加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的全国珠算技术比赛大会，两位选手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吉林省和我州争了光。在这次大会上我见到了韩国全国珠算教育会会长尹大林先生，他是应中国珠算协会的邀请前来观看比赛并进行一些访问活动。他在大会上宣读了韩国珠算教育会的贺词。从1989年开始我局年年举办全州税务系统珠算技术比赛大会，一直到1994年为止。由于我局重视并坚持珠算技术的普及和提高工作，得到了州科学技术协会和州珠算协会的先进单位称号。由于我在税务珠协工作和州珠协工作中表现比较突出，年年得到珠协的表扬和奖励。1994年韩国珠算教育会尹大林会长和教育会下属京畿道水原支部邀请延边珠算协会组成代表团访问水原等支部。我荣幸地成为一名成员赴韩进行出国访问，我第一次出国家里人们也格外高兴。我准备了一些纪念品，还准备了一些药品。我爱人和女儿锦姬把我送到天津机场，这时我走路还不怎么利索，因为我于1992年11月9日做过右髋关节股骨颈骨折手术，才有一年零八个月，走路还是比较吃力。在中国海关检查是顺利通过了，我们到达韩国金浦国际机场下机，在通过海关时我被扣了一小部分药品，价值人民币八十元。在候机楼我们一行五人受到韩国民主自由党中央委员、韩国全国珠算教育会理事长尹大林先生和国际儿童文化交流学会水原支部长、国际计算学会水原支部长、“学院教育”水原支部长、京东幼稚园园长林敏泽光生等人士的热情欢迎。我记得我们是在天津7月5日上午10点半钟起飞飞机经过济南、上海、济州岛上空下午两点钟到的金浦机场。我们被按排在规模不太大的旅馆，不过条件是满不错的，房间面积20平米，朝鲜族式的地板革大炕，我与团长金范禄和市财政局老朱一起住这个房间，房间设有电视机、空调机，卫生间一天24小时供热水。郭国的7月份是非常的热，在外边呆几分钟马上汗珠落地，这样很不抗热的我一旦出了门就往车里钻。尹大林晚上设宴招待了代表闭一行，大家频频举杯为两国的友谊，为同胞之情，为珠算技术的进一步交流而干杯。宴会上摆的白酒一般都是酒精度25%的“真露”酒，有时摆高挡的什么“拿破伦酒”一类。菜盘都不大，但品种齐全。我们几个都是朝鲜族。所以吃住都很习惯。由于韩国人工资水平比我国高十多倍，物价水平也相应地高。在旅馆住宿，吃饭都由服务员送到房间。早餐一般是米饭加酸辣汤再加儿小盘菜，餐费人民币30元钱。到饭馆吃一碗面得花三十多元钱，一盘猪蹄60元左右。所以一般阶股的韩国人也很少到中餐馆就餐。在汉城呆两三天之后我们到水原市进行考察访问活动。我们住在综合体育场对面的一个旅馆。在水原我们参观了京东幼稚园，老板是林敏泽，该园电脑就有十多台，有很多图书，其他的娱乐设备等设施很具全，和我的中国的幼儿园是无法比拟的。我们还参观了东水原国民学校，校长黄弼焕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走廊和教室都镶的地板，一进走廊就要脱鞋穿拖鞋，我们参观了正在上课的一个班级，一进屋我就愣住了，不象个上课的样子，老师在边讲边在黑板上写，学生们边听边议论。学生桌不是一排一排地放的，而是四张桌并在一起，学生们转圈围着桌坐，正热烈地讨论老师讲的问题。这是启发式教育办法，老师讲的问题，学生们自己讨论明白，这样记得扎实。学校每一层楼都专设了微机教室，卫生间和宾馆的一个样。参观完了和校长合影后离开了学校。在水原期间还参观一些速算学院，跟老师们进行了座谈，交流了经验。我们又回到了汉城，专程到全国珠算教育会，拜访韩国珠算界元老们和后援单位的领导们，并违行座谈，交流情况。在汉城期间，还举行了就有关延边和水原两地今后一两年内相互交流人员和情况的签订协议仪式，在汉城我们参观了国会大楼，我们受到政务第一长官秘书室补佐官金桢烈的热烈欢迎和接待，在办公室还与他合影。参观完了他在外边用冷饮等一些食品招待我们，并将第一长官徐青元(国会议员)赠送给我们的一对韩国特制的瓷碗转给我们。在汉城还参观了汉江畔的“63”大楼，该大楼地下三层，地上60层，韩国第一楼，电梯性能特好，从三楼一分多钟便可到顶层。参观的地方还有韩国放送局即KBS战争纪念馆、独立纪念馆、自然农园、统一阁等多处旅游景点。在韩国不大好见驻韩美军官兵，就是有一次路过美军司令部时碰见儿个美军士兵珠算速算和暗算点还参观了松碳市速算学院、平泽市碑前国民学校、釜山的高更易学院等。在汉城巡留期间七月八日专程到仁川海边的鱼市场参观，鱼市场大得很，是全封闭式市场，卖的水产品全是活的，中午我们在餐摊吃鲜活鱼肉，就是用牛菜、白菜叶包鱼肉吃，味道鲜美极了，正吃的当中一位中年服务员惋惜地告诉我们北韩的金日成主席逝世，我们听了之后感到非常的突然和惋惜。很多韩国人说，金主席一逝世，25日两金会谈(金永三总统和金日成会晤)泡汤了，太不是时候啦。我们几个人只表露惋惜的心情之外在没有说什么，因为那时中韩尚未建交，我们也不便多说什么。回来的路上，尹大林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韩国电台原原本本地播送朝鲜中央电台的消息。大概是12日的时候我们坐汉城到签山的真达列车经五小时旅途到达韩国第二大城市釜山市。我们在海边海云台住下，在釜山我们呆动。我们几个人都有亲戚在韩国一边探亲一边劳动。我们利用这个时间看望他们。并逛街买东西，准备回国。我小舅舅英浩他们特别关照我。我在他们那里吃。他们领着我上街一起买东西，还替我处理我带去的一此药品，英浩还领着我到饭唐计我体验韩国饭馆的风彩，饭店相当干净，服务态度很和蔼勤快，我们品了真露酒，也尝了韩国嚎酒，肉也吃了，素菜里生菜等也吃了，吃得可口，吃得饱，一顿饭两人花了一佰多元钱。我们午夜起来到南大门和东大门市场买服装等商品，这样该看得都看了，买东西也差不多了。只等启程回国了。我很感谢尹大林先生，他年令五十多岁，身体很硬实，人品也和蔼，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待人很随和也很能开玩笑，很幽默的人。他自始至终陪着我们参观考察，他亲自开车，我们提问题有问必答。其至我们问了一下他们接待费用的来源等情况，他如实地告诉我们，接待费实行大包。年初定额，年终节余归己，超支自负(补)。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这次考察交流等项任务，就要启程回国了，尹大林先生给我们每个人郑重地发了“感谢牌”，感谢牌里写了两天一宿。在釜山期间游览了太宗台，观看了五六岛的风景。观看了海水浴张的执闻器免。回到汉城已经是15日，代表团放了我们三天假，让我们自由活着:“教育报国”，感谢牌中国吉林省延吉市 朝鲜族自治州珠算协会理事权世宇阁下在这次通过珠教育的交流和韩中两国的民间的亲善交流，为两国的友好增进做出了很大的功绩，对此高度赞扬并致本牌。1994年7月16日韩民国 月学园教育发行人、社会教育政策研究会会长、国际儿童文化交流学会会长、社团法人全国珠算教育会理事长尹大林。就此我们园满地结束了韩国的访问。于1994年7月20日坐汉城至天津的班机回国。 我在计会科、处长期间我局承办了全省税务系统珠算技术比赛大会、全国税收计划会议、全国税收会统汇审会议。我参加过在吉林市召开的全国税务微机工作会议。1991年省税务局在延吉市召开全省税务系统珠算技术比赛大会，这次大会我们承办的非常园满，非常成功，省局非常满意。在省局的关怀下我参加了考察朝鲜边境部分城市的活动。我们从珲春三家子海关取道到朝鲜的赛别尔等地方进行了参观访问。我们参观了赛别尔中小学，与学生们进行了联欢，还参观了王在山革命事迹纪念馆和金日成从事革命活动事迹的纪念地。通过这次参观考察，我对朝鲜北部边境的一些城市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通过与朝鲜学生和解说员、翻译等人员的联欢，交淡等交流了感情，增进了友谊。我在这个期间多年做了基层党支部书记工作，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思想、作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培养四名非党积极分子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做12年计会工作，全州税收计划年年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为了满足各项基建和其他经费支出的需要，我积极向省局和州政府、州财政局汇报全州税务系统和州局在各项经费上存在的困难，积极争取一些资金，保证了税收工作的正常进行如延边州实施边疆津贴等各项政策后，我立即进行调查，向省局汇报，及时得到省局的认可和追补了各项经费指标，其数额都是三五十万元以上，我还及时向州财政局予算处汇报我局资金上存在的困难，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争取尽可能多的资金，尽可能地满足税务干部征收活动所需的资金需要。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到我州来的系统内外客人日益增多，为了解决我局和全州税务系统招待所的基建资金问题，我积极向省局和国家局反映，1990年起我曾利用国家局在延边开计划会议的机会和到国家局直接汇报以及在天津税务局开会的机会，三次向国家局计会司主管经费的赵司长和廖处长进行详细的汇报，国家局同意补助一定数额的资金支持。1992 年在天津见面时赵司长让我将州政府立项报告和我局的申请报告上报税务总局，我高兴极了，回到局里向领导回报此事，并着手做准备工作。1992年10月末我与州计经委基建计划处李处长研究办好立项报告，只等领导签批。11月1日李处长来电话，让我取审批书。11 月2 日我一上班，就骑自行车到计经委办公室，李处长说报告已经经批了，打字员暂不在，急的话你们拿去打个字打完字再卡个章。这样我就提着报告书骑车子返回局里。这个时候马路由于晚上下的雪化了都是水，挺滑。当我路过州委党校门口不远的地方，突然间自行车前轮一拐，连车带人摔倒在马路中间，倒了之后大腿上面沟谷有针刺似的陈痛，我勉勉强强地起了身，把车子立起来，准备往前走，刚要迈步，右腿就马上疼痛起来，根本迈不动步，我就靠着自行车休息片刻，心想可能是骨折了，正好这时税务干校食堂的老孙路过此地见此情景，问我怎么啦，我说可能是骨折了，你赶紧到计会告诉来人，不一会儿，小陈、小姬过来了，他们用出租车把我送到跟前河南医院。经检查确诊为股骨颈骨折。真是祸不单行，偏要在这个时候得骨折病，班也上不了啦，上国家局也去不成啦。常言道，不怕没钱，就怕有病，心里想这一下人遭罪，也开始得花起一大笔钱，但花多少钱也得把病一定治好。局里和各县市局的领导和同志们、亲戚朋友们纷纷到医院看我并安尉我工作的事不用操心，安下心来养好病，早日康复。由于骨折部位错了位，住院后头一个星期进行牵引复位，我开始“遭罪”，医生用电钻在大腿下边钻出洞后穿出铁筋。再拴绳在床一头吊两块砖头牵引整个右腿，牵引牵到11月8日。牵引是非常艰苦，的确是遭罪的事，晚间根本睡不了。还不能翻身，床吃床拉。在爱人的精心护理下顺利地闯过了牵引这一关。我还是祸中有福这个时候河南医院设了天津骨科门诊部，并且引进了一台骨科手术观察仪，手术时可边看屏幕边进行手术。方便得很。当时天津医院到延吉会诊的有金教授、黄大夫等。11月9日我做了髋关节般骨颈颈骨折手术，手术由金大夫主刀(他原是延边卫生学校教课的)，开始做了髋关节部位局部麻醉，然后髋关节部位两个位置，之后边看屏幕，用电钻转打三个洞眼，用三根不锈钢针固定骨折部位，当将三根针往里打进的时候的那个疼劲儿就不用说啦，医生是用锤子把钢针往里打，手术进行了一小时左右。手术是上午进行的，手术完了白天不怎么觉得疼，因为麻药还在起作用，等到晚上疼劲儿就来了，头几天晚上根本不能入睡，一咳嗽固定的部位震疼得揪心，一个多钟头就来一次，有时实在受不了就请护士打止疼针，止疼针打的就是杜冷丁了。打完了还是挺好受，能安静三四个小时。那时我爱人单位很关心我的病情，在婚姻登记业务量较大的情况下，让我爱人脱岗整天护理我一个多月，真够意思，我真很感谢她们单位的领导和问志们。那时我整天躺在病床上，闷得厉害，想到外边呼吸新鲜空气，可我还不能下地，只能在床上小天地里活动，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卫生间解手，因为在床上解大便，一是味儿大，污染大，又不痛快，这样在我的要求下三四个人把我拾到卫生间里去了。一个来月第一次到卫生间解所。12月19日我出了院，回家继续养病。这时还不能站立和走路，坐着挪挪地方还可以，上卫生间还是很困难的，偶尔有时扶着墙慢慢地进出卫生间。这时因家里有人。我爱人上了班。回了家比医院舒服一些，因为家里有电视，白天看电视消磨时间，看电视、看小说和杂志、定点吃药、床上躺着做抬腿运动，这就是我一天的全部生活内容。这时从感觉上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转，不过，从心理上有些急燥情绪，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大概过了十天左右的有一天早晨三点钟我醒了之后，突然觉得右脚麻木，不一会几从小腿开始到大腿疼起来，然后是胸闷，紧接着心跳过速，心脏受不了，我便喊着受不了，赶紧上医院，这样我爱人，就找邻居申处长，他找了单位的车和一些同志，把我抬进车里，又送到河南医院，这时我有些神志不清。值班的文大夫看了之后，先按心肌梗塞进行抢救，开始时我已经人事不省，什么也不知道，经过白天的治疗我下午三四点钟醒过来了，我一看两个脚背、两个手背都插着点滴针头，我一切都明自了。医院诊断是冠心病。我在医院又住了一个半月，这一年的元旦是在医院过的。我爱人和母亲、锦姬和海勇都为我的健康十分担优。经过一段治疗好转而出院以后他们才松了一口气。第二次住院时我很伤心，刚做骨折手术还未愈又得心脏病，真是雪上加霜倒霉透了。所幸的是在各方的努力下都顺利地过了难关，治疗效果也都比较理想。当我听爱人讲海勇得知我骨折的消息后掉过伤心的眼泪时，感到我们的孩子们长大了懂事了，从而得到了最大的安慰。春节前几天我出了院，出院时医生一再嘱托我一定要保护好右腿，千万注意负重，过了三个月以后也要用双拐走路，同时继续养好心脏。这次出院后我可以站立但仍不能够走路，右腿还不能使上劲，用双拐走路。办公室离住宅很近，我有时拄着双拐到办公楼走一走。过了春节后不久我开始上班。我是个球迷，四五月份的时候，公园体育场有一场延边队的球赛，我拄着双拐跟着局内的球迷，到体育场观看了比赛，家里人得知后使是一顿训词。这一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不用双拐改用拄棍，走路还是比较吃力。到这一年的年底的时候右腿明显感觉有力量，可以不用棍走路，但走路时左腿用劲，右腿很少使劲。这样我就下半年开始，该下乡就下乡。该到省局去还是尽量都去。股骨颈骨折术后最怕的是得股骨头环死后遗症，得此症状的走路也非常吃劲，时间一长股骨头逐渐损坏，最终将失去行走功能，重者走路不用说，连站都站立不稳，最终导致严重瘫痪。专家们说股骨头坏死是一种全身性疾病，只是表现在局部而已。它就像心血管病引起的心肌梗塞，脑血管病的脑梗塞一样。因此，必须下苦功夫全身性的进行治疗，并且敢于投资，善于用药。很多骨坏死患者由于不投资，不吃药，不治疗，最后残废。 1992年送走啦，迎来了1993年。在这一年州税务局领导班子发生变化，原局长尹明柱调任州财政局局长，迎来了新局长。新来的局长我非常熟悉，他就是吉林财贸学院老同学吴长润。他曾任过敦化市副市长，后调任州政府副秘书长。吴局长上任之后，我就琢磨我这个当了12年的计会科长该挪挪位置啦。果然，过了一段以后，我就到法规科当科长去啦。 法规处(有一段延边州科变处，2020年延边税务局恢复科级建制)的主要工作职责有税务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的组织、协调、实施及管理，对税务行政处罚案件进行审理和管理，进行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清理、监定、备案等项管理工作，进行税务行政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案件的审理及管理工作，进行税收法制信息、宜传、理论研讨及其组织管理工作，进行税收工作学习培训及其组织和管理工作，进行税政业务通报的征订和发行工作，进行税收政策执行情况的调查及反馈管理等项工作。这个部门既是对外进行监督检查的部门，又是对内进行检查监督的自律机构，因而是税务部门十分重要的一个部门。开始我和副处长密切配合进行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首先，请示局领导后，细致地作好各市县局的法规机构的建立和健全工作，然后是作好税务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对外宣传工作让社会了解税务部门有这么个机构，办理社会上提出复议、诉讼案件，其次是狠抓法规机构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提高业务素质，在此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开展各项工作。经过一段工作后，省局对我局的工作是很满意的，在全省税收法制工作会议上，省局表扬了我局的法规工作，认为延边州局对法制工作领导是很重视的，工作抓得是很得力的。在省局工作会议上我们也介绍过我们的工作作法，在作法制处长的三四年当中，我是为打好法制系统的基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我在这个期间先后参加过多次法制培训班，其中，1995年参加过国家局在我省吉林市举办的全国税收法制培训班，1996年6月份我带领延吉市、珲春市、龙井市的税务法制科长参加了中国政法大学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的法制理论培训班，学习班结束之后，我们先后考察学习昆明市税务局及下属分局、县局，广西南宁市、桂林市、广州市税务局及各分局海南省海口市税务局等。工作之余我们还愉快地游揽了租国的名胜地。考察税务系统后我们感觉到，有一些单位法制工作抓得是有声有色，有权有责，有条不紊。如广州市一分局，法制科共有7名法制人员，工作抓得相当出色，有监督权，有处理权，很有权威，之所以工作作得好归根结底有两条根本的原因，一是局领导十分重视，二是法制人员争了一口气，主动作好大量的工作，发现了大量问题，下硬工夫解决。使整个执法工作有章有循地开展，领导上放心了，反过来得到领导的信任和重用。在南方当时大多数地区以上的税务局法制工作一般都由征管部门来承担，我们的感觉是相比之下吉林省在机构方面是走在全国的前列。通过这次学习和考察，我的法制理论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工作路数更加清楚，工作的信心更足了。出门学习和观光，确实是大开眼界。我们在昆明游览滇池，周围的景色很美，不过在当时滇池水不怎么干净，水很浑，水面还漂荡着一些杂物，这与周围的环境很不协调。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治理好环境污染是当务之急，对此，大家都有同感。我们还到大理市进行了参观访问。大理市是大理白族自治州首府。位于自治州中部、洱海沿岸。人口大致和延吉市差不多。大理为滇西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工业有粮食加工、榨油、制茶、汽车修配、轻工、化学、机械等。矿产有砂金、煤、铅，并以产大理石著名。洱海盛产鱼类，以弓鱼著名。名胜古迹有崇圣寺三塔、蝴蝶泉、温泉、蛇骨塔及大理古城遗址。我们参观完大理市容之后，乘船游览洱海，之后我们到崇圣寺、蝴媒泉等地方参观，参观之后我高兴地买了一对大理石烟灰缸以作参规纪念。我们到海口考察完税务局之后还到琼海、三亚等地参观。琼海市中心高立着红色娘子军纪念碑。三亚市位于海南岛的最南段，是一个小城，市区人口十多万。产甘蔗及橡胶、油棕、椰子、槟榔、可可、咖啡等热带经济作物。有制糖、制盐、建材、机械、电力、造船等工业。海边建有热带植物园。名胜古迹有温泉、“天涯海角”、鹿回头、落笔洞等。6月份的三亚热得很，我们到海滨尽情地欣赏天涯海角的风彩，就算到了祖国的最南段。我们坐车北上时路过五指山，由于天气不十分清朗，没能看清五指山山峰的风景，遗憾得很。 1994年对于税务局来讲是又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国家根据新的经济形势，根据分税制的原则，将税务机构一分为二，分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我就留在国家税务局。 在七十年代搞外调工作周游大江南北的时候是全程坐的火车，并且大都是硬板，而这时候在组织上的关怀下基本上乘坐飞机往返，因而回到家里后腿不觉得有什么异常的反应。这样我继续坚持上班，出门开会和下乡。1996年省州局开始评定非领导职务的工作。因为我是1983年5月起主持计会科工作，1984年9月正式任正科(处)长、按照文件规定学历等条件也都具备，因此于1996年10月23日被吉林省国家税务局任命为延边州国家税务局助理调研员(国家副处级)90年代对我来讲是既有喜也多难的年代，1997年上半年的时候我出门走路有些吃力。有一次到汪清县下乡在宾馆上楼梯的时候右腿突然剧烈地疼痛起来，我扶着楼梯扶手勉强上了楼，等下楼的时候更艰难，我有予感腿可能出一些问题了，下乡回来上办公室楼梯也还是不好上。第二天我马上到延边医院西侧的一个教授门诊部照了相，安大夫看了相片之后说是我的股骨头手术骨头接的和长的相当好，没发现坏死症状，并说让我放心好啦。这样我就到延边医院骨科开了一些药。如骨生丸和沙盅片等止疼药。我一看划价单一个疗程(三个月)的骨生丸为五百多元，并且是自费，该药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最近特制的，但是吃了三个月也没吃出什么效果。沙盅片倒是不错，疼痛的时候吃了还能止疼。从这时起我的右腿经常犯病，隔三差五来一次疼痛病，有时一疼疼得七八天十来天的，连在屋里活动都极为困难，只好拄着棍挪步，这时连吃五六天七八天沙盅片疼痛便止住。但过不了多久还犯病。我怀疑股骨可能开始坏死，于是我到延边医院骨科找金主任商量之后作了股骨头部位ct，果然不出所料，诊断为无菌性坏死。我决定住院治疗。97年的7 月份我住进了中医科，每天打一次活血点滴，吃一些中药。有一付中药是特别难吃，甜不甜，酸不酸，苦不苦的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怪味，反正很不好咽下去，喝了后吸烟，胃就恶心想吐，有一次竟把吃的药全都呕吐出来。从此我就戒了烟，烟瘾逐渐地离我而去。我住了一个月的院，在这个期间，局领导和同志们纷纷到医院看望我，我深深感受到领导上和同志们对我的无比温暖。延吉市局法制科李烽科长带领全科同志们来看我，下午还举行联欢活动来安慰我鼓励我战胜病魔早日康复我非常感激他们。这个时候有一位我的病友、敦化老乡、敦化二中校友张良焕(骨坏死患者)告诉我吉林市有个坏死研究所治疗很有方，劝我到那去治疗。我通过吉林市国税局的同志们进行了较详细的了解后便决定转院治疗。我跟院方提出转院到吉林，医院说那是研究所，又是个体性质的医院而不同意，而转到长春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不行就不行罢了，我也没有进一步做医院的工作，还未办理我就于8月25日和爱人一起到吉林省专家协会吉林市股骨头坏死研究所就诊，研究所位于离火车站南边一里地左右的地方，有门诊部，有住院部。也有照相室，还有电脑分析仪器等，设备很齐全。研究所主任黄克勤是吉林市知名的骨科大夫，他原是龙潭区中医院的骨科大夫为该院院长，他十分钻研医学技术，专攻骨科有很深的造诣，他研究出治疗骨坏死的一整套办法，得到了国家科委的认可。国家科委成果办发文推广他的治疗骨坏死新技术，他研制的骨环死治疗仪在治疗骨坏死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美国、新加坡国际博览会上得到了金奖。黄氏骨坏死治疗方法一是用治疗仪来进行用中药刺激治疗，即将外用药通过治疗仪，经人体经络穴位向人体内释放生物电信号，将系列中药的有效成份，由骨轴线向体内热放，达到清除死骨，重建和修复骨结构的办法，二是口服给药法，即口服承载丸、药糕等一些中药，三是药浴疗法即将中药煎制配成浴液，泡髋关节，通过皮人由表及里，渗透肌肉、达其肌里、透起筋骨、作用于病处，达到温经祛邪，通经活络、调养气血，改善髋关节功能和营养状态，激活坏死骨细胞，修复骨结构的目的，四是用“动态式模造练功八法”，达到骨关节功能的改善，修复骨结构。以此骨性融合、关节僵直、减少致残、改善步行功能。我们听了介召之后决定在此治疗一段..由于尚没有倒出床位，我们在吉林市国税局招待所住了三宿，于8月28日住进了研究所，我住的病房为两人间，条件满不错，病房里有彩电，还有卫生间，方便得很。住院后进行全面的查诊，首先照相，照正位、背位、侧位，然后用计算机诊断仪进行分析和诊断。黄氏诊断将股骨头坏死分为四期:前期，股骨头超微结构管小梁断型不连通，排列轰乱，失去正常升物力学几何图形关系，灰值度无明显变化，异常面积小于10%。早期，股骨头轮廓线毛糙，骨小梁结构模糊，稀疏，问隙不等，出现断爱，影像学可见星芒状、斑片状管案度增高区，灰府值异常面积占全头10%-30%。中期。股管头形态学改变表通品国不平或轻度增路或增大，轮廊线模据不连续，出现一个或多个硬化或囊性病让。骨关节间隙增宽和变窄，密度增高。灰值异常面积古30%--50%。晚期，股骨头形态明显改变，出现不规则塌陷或整体地路或异营增大，散自内缘、外缘出现并位性并化，骨小梁结构消失，出现不规则断裂带，股骨头量冰样或冰川样改变，鼓关节间惊狭窄或消失股关节结构影现脱位或半脱位。灰度值异常面积占全头50%-80%以上。经过详细的检查，我的病情确诊为晚期殷骨头坏死。黄教授向我交待：一是病情比较严重。二是不要怕，树立信心，认真持久的进行治疗，病是一定能治好的。这样，我爱人将我安置完毕之后回了家。该医院住院部共有四个病房，能容纳二十多名患者，患者全国各地哪都有，有来自东北三省的，也有从南方浙江等地来的，患者中有工人、农民，也有为数不少的干部阶层，从年令来看，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为多数，也有个别的学前儿童和少年，我从门诊部里了解到男的得骨坏死为多数。我积极地配合医生和护士们认认真真地进行了治疗。医疗费用是比较高的，一个月要支付三四千元医疗费。局领导和办公室、法制处等处室的领导和同志们先后看望我。省局王处长和吉林市国税局法规处、征管处的领导和同志们也来看望我。特别是吉林市法规处的同志们银关心我的病情，经常打听我的病情进展，在这个期间至少是一个月来一次探病。国庆节的时候，我爱人领着敦化姐夫和世荣来探病，在长春念税务学院的儿子海勇也来探病，锦姬和龙吉也很想来看我，但那时赞顾出生才半年左右，家庭负担重，龙吉经常值班，我就没让他们来。大舅哥英哲鼓励我好好治疗，早日康复。这一切都是我的病情好转的促进力量。经过三个月的精心治疗病情得到了很大的好转，我决定出院回家继续治疗，这一段治疗共花了一万多元我再开了一万元的药，添了一部骨坏死治疗仪。于是11月28日高高兴兴地回了家。在住院治疗期间我得到了医生和护士同志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也和病友同志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我回到家里之后，边治疗，边上班。我按照住院时的程序，按时服用承载丸、药善等药，每天都利用一两个小时中药治疗，隔两天作一次半个多小时的药浴，每天都坚持做黄氏模造练功。这时的住宅治疗条件还不错。1993年局里买了小二楼住宅前面的部队地皮(地皮价220万元)，盖了两栋五层的和一栋六层的住宅楼，93年12月份我们住进了最前面四楼新居，面积为108平米，三室一厅。由于每天都早晚供热水，做药浴等治疗很方便。由于自己长年进行治疗。出门下乡次数也比以前少多了，有时省里开会。就派副处长去参加。虽然经过住院治疗等的病情有较大的好转，但仍有周期性疼痛折磨着我，开展工作有些力不从心。治疗骨坏死病必须作长期治疗的准备，而且从经济上敢于投资，才能逐渐地恢复行走功能，没有这个决心是治不好这个病的。我在吉林的治疗费已经花了两万两于元，而且回来时带的药只能再治疗半年，能维持到98年的五六月份。州公费办还是很同情达理，我在吉林的治疗费按照规定给报销了90%。我详细地向公费办汇报了我的病情，提出要求继续到吉林治疗，他们很同情我，支持我，满足了我的要求。当然我局领导上是非常地关心我的病情，从各个方面给我创造条件治疗好病。由于自己常年进行治疗，要全方位性地开展工作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为了能够腾出一些时间更好地名正眼顺她治好病，我于98年年初曾向局长提出过辞去处长职务的意向，当时领导上不同意，让我继续边工作，边进行治疗。5月份的时候我再一次向领导提出正式辞去处长的要求，局长说考虑之后再说吧。这个时候我已经看出局长是在思考一个问题，但我也不便再追问。过了中旬后的有一天吴局长找我，说同意我辞掉处长，并让我和调研员宋守镐一起办公。同时向我提出主要的任务是学习和洽病。我欣然同意，愉快地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这个时候我的药快断顿了，于是我向领导请示之后，到延边医院办了转院手续，并征得州公费办同意之后，领着英浩，带局里的车到吉林研究所开了一年份的一整套治疗股骨环死的药。药费达两万七千多元钱。开车司机小郑一看药是满满一车便间我。这些药能吃多久，我说一年份儿，他就哈哈大笑说能吃了这么多的药，我就说这里既有口服的，也有药浴的，还有电刺激外用药，这些都“吃”掉了骨坏死能变成骨好使啦。回来后我一丝不荷地、不折不扣地继续着治疗。我上午和下午按点做仪器治疗，定点做药浴，按时照药，同时经常做黄氏练功，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右腿慢慢地粗起来了，血液循环也加快了，身体也明显地好起来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的确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这个时候我的体会才是实实在在的。为了明天我要把身体恢复过来，并不是为了重返昔日的工作岗位，而是为了平凡而凡人的事业，为社会做一番有益，有效的那怕是左邻右舍高兴的事情，当“官”那伯是当一个小科长也要当个老百姓的明白，不要当得糊涂官，更不要当官中“官”“高高在上”一时得势，最终都免不了被大多数民众所抛弃。因此我对自己辞去处长职务一点都不后悔，也许有人觉得我太傻了。对自己太不自尊了。身体不作主，在位很难受，良心驱使我采取退位的诀择。这样我就心安理得地继续进行治疗。有位同志介绍我到辽宁海城正管医院去治疗骨坏死，这样我先后到海城两次接受治疗，这个医院的苏大夫研制的角管一号口服中药，对我的病情起到了很好的止疼作用，我吃了将近半年，疼痛减轻很多。我根据自己的感觉，将原来用仪器电制治疗双腿改为集中治疗右腿。这样既作到吃了中药，又延长了治疗时间，使右腿得到了充分的治疗。这样治疗一百天到2000年5月份，整个治疗进行了将近三年的时间。通过治疗将大大减轻疼痛，经过一段观察期，尚没有出现大的反复，可以进行适当的活动。按照医生的要求，我开始骑自行车上班，骑车子确比步行好得多，腿感觉舒服得多。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能够治愈到这个程度，是由于组织上的关怀、同志们的帮助、家人的细心照料伺候及亲棚好友们的援助分不开的。 1998年的时候局里在七路公共汽车站北侧布尔哈通河南岸盖了四栋七层楼的住宅，住宅质量相当不错，我分得了最北边的一号楼西侧第一单元三楼东屋面积为158平米，四室一厅两个卫生间，南北阳台封闭，按每平米770元的价格购买原东北亚北边的房子按13万4千元卖出。1999年1月份在英浩的大力帮忙之下花了两万多一点的资金利用28天的时间进行室内装修，于3月26日搬进了新居。就此从敦化起我家就搬了8次家，房子越搬越大，质量越搬越好。这和五六十年代全家住20平米草房相比简直是住上了“大乐园”，这时我缅怀父亲，父亲还没有住上楼房，没有过几天开心的日子，就离开了人世，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90年代对我来说多事之秋，又是好事多磨的年代，我从痛苦的疾病解脱出来转危为安，儿女们陆续从学校门进入社会，我们可爱的小外孙女赞颖也出世了，这给我们家庭增添了无比的欢乐。锦姬财贸学校毕业后参加社会工作，于1996年3月24日出嫁。海勇1996年9月考入长春税务学院税务系。2000年8月海勇胜利结束学业，领到了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毕业了。2000年年初的时候，我征求海勇的毕业去向问题，海勇不大愿意到税务部门工作，也不大愿意到延边来工作，我们经过周密的研究之后，决定选择大连等地物色具体分配单位，也有打算派他到海外留学的意向。到大连实地了解和面对面摊牌，一般的本科毕业生很难找到自己可心的单位。因此，我曾跟税院李德忠院长打听过税院有无向日本或韩国派出留学生的计划，年初的时候李院长说还没有这个打算。而到了四月份的时候海勇突然来个电话说学院准备派应届毕业生到日本念硕士研究生，问家里报不报，我一听公派自费这太好了，我们痛快地答应了。这样我们多次到学院让海勇作一些准备工作。最担心的是海勇的身体，因为身体比较瘦，怕出去之后坚持不了学习和勤工俭学劳动。海勇还是满有信心地说“我能行”。我们到学校从日语教员刘署野教授那里听了很多关于日本大学的情况和学院的情况，刘老师很年轻，但知识面很宽对社会一些热点问题有个独到的见解，是个优秀的朝鲜族教师。海勇他们留学的学校是日本比较出名的帝京大学，校址在东京市，据说该校医学系是全日本有名的。海勇念的是经济学科硕士研究生。学校一共派八名应届毕业生和一位老师。海勇他们从5月开始在国内预习半年日语，然后到日本后再学习半年日语，从2001年4月起正式念两年硕上研究生班。在这个期间我和海勇他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什么筹措资金，换汇啊，什么吃的、穿的、用的整整忙了半年。9月中旬海勇快要启程时，正巧他妈的访问韩国的护照签证批下来了，于是我、海勇、女婿龙吉，还有她们单位的赵主任等到延吉站先送走了她，她到沈阳坐飞机出境。我、龙吉和海勇在我亲家老黄和外孙女赞英等的欢送中坐16日晚图们长春行特快17日早晨到了长春，当天上午我们参加了学院召开的会议，会议上刘署野老师先介召了帝京大学的情况和一些注意事项，然后由王老师讲了如何到北京及出境的一些情况，之后留学生和家长们在出国留学协议书上签了字，并和吉林省公证处公证员一起在公证书上郑重地签了字，18日晚上留学生家长们邀请刘署野老师举行了带有双重意义的联欢晚会，一是对刘老师为促成留学成行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二是欢送子女出国留学，席间各位频频举杯向刘老师表示感谢，为孩子们努力学习、学成归来而干杯。这又是一次难忘的美好的记忆。19日早最我们到达首都北京，海勇的中学同学小黄到站迎接我们一行。他在韩食馆招待我们，并把我们送到首都国际机场。由于海勇带的物品超重太多在海关被罚了两千四百元钱，但我一想带过去用起来能找回这一数额，我就不在乎啦，离别的时刻到了，海勇马上要进候机室啦，这时我既高兴又舍不得离开，海勇脸也红了我只是紧紧的握住了他的手暗暗自语，一定要学成，用长胖的身体归国，我默默地目送着他。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的特殊的感情世界的难以形容的滋味儿。我和龙吉坐车到了中国美术馆，因为我和高中同学池永植通电话约定在此会合，不一会儿，老池开小车过来了。我这次是从60年代以来第八次到北京，第一次是文革开始不久的1966年8月到北京串联，第二次是1975年搞“三挂”外调时到过北京还串过小南舅家的门，小南舅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部任部长职务，他到新疆下乡不在家，小南太姥和舅妈在家，我费了很大劲终于找到了家，一进屋有一位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看样已是七十古来喜老人啦，我向老人详细地介召我是延边敦化的人，我是谁谁的姑爷，我跟她一提丈人、丈母娘、小南的名字，她非常高兴，她身体不胖精神状态极佳，伙房的活做得满好。中午老人给我弄了两盘热菜招待了我，席间我给老人敬杯葡萄酒，祝太姥健康长寿。老人问我，你在延吉市是跟英子她们家是邻居，现在还能经常见面吗?这一下我明白了，老人没听明白我的自我介召，误认为我是作为英子的老邻居的身份来看望她们一家，于是我交头接耳地向老人明讲我是英子的丈夫，简单明了的一句话，把老人乐得哈哈大笑，并紧握着我的双手问我孩子多大，家里都有什么人等等，76年搞外调的我又路过北京呆了几天。1981年12月从山西财经学院进修完返回时路过北京呆了两天。1986年6月份我领几位计会科长到南方考察时路过北京呆好几天游览了一些景点。1991年夏天到国家税务总局计会司办事呆了一星期。每次到北京北京的变化都很大。老池已经给我俩找好旅馆，旅馆离王府井很近的地方。在京期间我们游览天安门广场，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还到天坛公园转了一圈。老池每天8点钟准时开车到旅馆来，他领着我们观光。在京几天时间里他先后款待我们三次，头一天为欢迎招待，中间又来一顿，最后离京时又是欢送招待。9月24日老池开着小车领我们到八达岭长城去游览，小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到一小时便到了长城脚下。我们兴致勃勃地游览长城和熊乐园。游览当中我见到了很多外国游客，有欧美的，也有韩国、日本的。有年轻的留学生，也有很多头发斑白的老年夫妇。我们从西头开始上，上到最高点，然后下到东头脚下。上顶后往下一看简直是人山人海，长城不愧是世界文化遗产不愧为中国的骄傲。“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们三个好汉圆满地游览完长城，顺利地返回住地。同学之情，最纯之情永存之情。这次北京之行，给我留下了难忘的一个篇章。 临别的时候老池让我代他延边的同学们问候，并要求转达往后不论哪位到北京来他将全力以赴接待。老池性格比较直爽，有啥说啥的人，虽然有时开玩笑过分让对方有些骑虎难下，但从不计较过去了的事情，心是很宽的。我返回延吉后在有一次有一位同学的孩子结婚宴席上专门详细地通报了池永植在北京的方方面面和他的上述要求。我们愉快地结束了北京的使命。我跟龙吉商量后决定我们路过青岛返回延吉，因为锦姬在青岛一家韩国合资企业上班顺路去看她，于25日北京至青岛的直快列车第二天晨到了青岛，锦姬早晨接了站。青岛是个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我过去曾多次到过青岛，这次一到一看简直是两个青岛啦，几十层的高楼大厦群随处可见，到处都有大片大片的绿地海滨装饰得更加大方漂亮，山水美，人更美，整个城市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像。改革开放的政策的确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大发展大进步。为数不少的韩国的合资、独资企业占领了一定分额的市场，比延边多得多啦。锦姬在一家商业企业上班，由于是朝鲜族，有语言优势，因而便于在韩国企业上班，每月的工资收入，大大超过我一个月的收入。不过我一想起赞颖和年老的亲家老黄的辛苦劲，我就劝锦姬旱日回延。由于家里没有人，加之路途劳累，我先期路过烟台坐船到大连，在大连作短暂休息后，坐大连至图们的直快列车于28日早晨回到延吉，这时我爱人早已回国且已上了班。我在北京于24日瞻仰毛主席遗容之后出纪念堂大门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海勇来的电话，海勇开始了他的日本的留学生活，海勇在电话中满有信心地表示一定搞好“自力更生”，并让我一千个放心，这一下因好多天接不到电话面焦躁不安的心平静了许多。 90年代我和我的家庭经历了耐人寻味的一些事情，一是我积极参加财贸学院同学会，只要我在延吉市有通知我是必到的，凡是同学们家庭的红白事通知到我的，我是一次也没有拉下，外地同学到延吉来，我几乎每次都参加联欢。二是1998年5月和9月先后参加了敦化一中校庆50周年和长春税务学院校庆50周年，有趣的是我毕业的中学和我毕业的大学是“同岁"这个时候都是50岁，我们的年令也刚过50岁。在这两次校庆会上碰见了中学时和大学时的同窗学友格外高兴，大家畅饮，尽情地唱着歌，跳起舞来。同窗学友们的感情是格外的深厚，格外的纯洁，格外的直率，格外的长久。三是参加了1995 年在敦化举行的第六届高中毕业生同窗会。除了这些规模较大的活动外，我们延吉的大学同学和高中同学们一旦有什么喜事或外地同学到延的话就借题发挥组织联欢，以沟通情况，交流感情，加强各方面的联系。四是1997年的夏季我们家进行了一次支援朝鲜受灾亲戚活动。5月份的时候有一位延吉市的老年妇女到我办公室找我送给我一张纸条，她是到朝鲜探亲归国路经南阳时一位朝鲜人托她捎给我的。信上写着:由于受灾等原因我们目前处境比较困难，希望你们见信后尽快给我们送来粮食等一些生活用品。我在南阳等着你们的消息。落款者是朝鲜罗津市的李天淳。信中写的这样直率，这样急切，可想而知。他们所面临的是相当大的困难。李天淳是我的姨表哥，是在造船厂上班，在当时据说厂子基本上停了产，职工们都出去整吃的等。我将这个消息转告敦化的李天淳的姐姐和姐夫，他们也很同情，但一时拿不出什么办法，于是我跟他们核计，我这经济条件好一些多出一些东西，你们那里少出一些东西，开个边境通行证送到南阳。两家合议之后开始分头准备。有一次我利用到图们下乡的机会，通过熟人到边防站找姓高的同志协助我们将我的纸条转给南阳的李天淳，内容是我们七月的某天到南阳请他不要离开南阳。但等了一个多月无回音。由于敦化不属于边境县，她们的边境通行证就办不了，这样最后决定派母亲和小南过去。我是由于腿有毛病而没办理证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很快地成行。大概是七月份的时候。证件已办托了。东西也准备好了，于是敦化那里姐夫等驾车路过延吉。我家就准备了七八袋子大米(小袋)和食品以及衣服类，装完车他们直奔图们口岸。到了图们经海关等部们的检查后顺利地出了境，婆媳俩过了桥，下了车，开始踏上了朝鲜南阳的士地。下车后她们喊李天淳，半天没有回音，用扩音器喊了之后，果然过来一位中老年男子，他就是李天淳。他握着姨妈的手几乎都哭了起米，自从1963年哥哥结婚时在敦化见面之后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相逢，小南则是第一次相见。她们将粮食等物品交代完之后下午过南阳桥入境回到延吉，胜利完成了这次活动任务。回来后她们将过程详细地诉给我听，我对朝鲜亲戚们的苦难处境深感担忧，也对她们的这次辛勤的劳动深感佩服。说实在的这样的救济活动我们也搞不了多起，由于精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局限性，只能搞个一两起，归跟结底还得靠他们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深信，朝鲜一定能够战胜自然灾害，靠好的政策来改变现状。我也盼望南北朝鲜早日实现统一，使北朝鲜也早日富裕起来，使整个朝鲜半岛尽快地强盛起来。五是举办了锦姬的婚礼，按照新事新办的原则，锦姬和龙吉双方家庭商定。将双方父母和当事人的单位、朋友、同学等提前进行招待，在正式结婚日简单举行送迎仪式后，双方合在一起举行结婚典礼。结婚典礼在公园桥头现代会馆举行。总的说在延吉市来讲该馆属中等规模的场地，不过那天午餐饭菜质量较好，菜点的大方，参加典礼的客人们深感满意。亲家老黄原是部队团职干部，后来转业到地方在延吉市人民防空办公家任过主任。现已退体，屋里也已退休。有一女一男，女儿出嫁。在延吉烟厂工作。儿子龙吉在人防办维修科工作，和锦姬结婚后，和父母们一起过日子，亲家老两口于龙吉和锦姬结婚一个月后便赴韩国探亲和作工。老黄大致呆了一年多一些的时间后由于身体有病于1998年上半年回国。龙吉母亲继续在韩作工。六是1995年5月我们全家赴敦化参加姐夫和姐姐的六十大寿，1998年4月17日参加外孙女赞颖的一周岁生日活动，1999年1月全家赴敦参加成哲儿子一岁生日活动。这些是九十年代办的事情。 六十年代的1968年秋天的时候领着世允到长春部队208医院进行手掌植皮手术。按我的记忆，世允爬炕还不能走步的时候，有一天到家的客人唠完嗑要走，母亲把世允丢下炕上把客人送出门外的时候炕上发生了意外，正在爬炕一边哭一边爬着喊妈妈的世允用右手将火盆摁住了，这时他哭得更厉害，我那时年纪小，当时我自己玩什么来的没注意世允，我回头过去看的时候他的手已在火盆外，这样我就站着等妈妈进屋。母亲一进屋一看坏了，世允右手还握着小火团，手掌几平全部烫伤，于是母亲立即背着到医院诊置，当时医院的医疗水平的确很低下，上完药后最后缠沙布时各手指头分开缠才对，但护上们很不负责任，只分开了姆指而另外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缠在一块，致使最后愈合后四个指头根部和手掌都粘连在一起，这样手指头伸不直造成残废，小时候觉得不怎么严重，可长大以后抓东西抓不好，跟人握手也握不好感到越来越痛苦，父母也着急，我们兄弟们也着急。我在长春听说208医院在手掌直皮手术方面很有招，于是世允到了长春。我领着他到208医院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手术后不久世允的各个指头都能伸直，功能基本恢复到正常人的手。另外1974年6月为父亲操办了六十大寿，1979年和父母们一起操办了世允的婚礼。八十年代和父母们一道，1980年操办了桂玉的婚礼。妹夫是敦化林业局的制材厂工人方龙洙，她两婚后生有一女一男，桂玉是个可怜的命运的人，依我的记忆她两岁的时候，有一次发高烧到医院打了一针，回到家以后第二天她就站立不起来了，迈步干脆不行了，到医院一检查是得了小儿麻痹后遗症，说是很难治好的。之后父母们非常伤心，也治过几次，但都无济于事。父亲1974年退了休之后，世允接了班之后，桂玉到敦化中医院当了个临时工。做后勤洗衣服之类的活，这对她来说是比较累的活，但她始终没有露出不满意的表情，中医院对她评价是很好的。由于身体致残，加之劳累过度，得了重病(当时市医院也没能搞清她得的是何种疾病)于1996年八月结束了她年轻的一生，时年39周岁。小方后来又组成了新的家庭，据说于1999年小方领着媳妇和两个女儿到北京一带做生意去了，第二年小方回敦继续在原单位工作，至于他的家境细情我是一无所知。世荣延大物理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吉市10中当教员。1984年结婚。他后又调到市团委当副书记、书记，到市民委任主任不久又被调到市委组织部任副部长至今，女儿海燕在延大附中念初中，弟妹在延吉百货大楼从事商业工作。如今他们一家也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市政府住宅楼，过着美满幸福的日子。齐齐哈尔的哥哥和兄嫂均已于几年前先后退了休，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已成家立业，就是女儿今丹婚后一直没有孩了。小儿子成勇1999年到延吉租个房开始过起日子来。成勇开出租车，媳妇在白山大夏作服务员工作，日子过得还是可以的。近年来哥哥和兄嫂比较频繁地到延边来，又是安置成勇的生活，照看孙子又是到各地进行探亲访友等活动。世允原在敦化中医院当过骨科大夫。与年令相比他的月收入并不低，人口三口又很轻，弟嫂搞个体饮食业，又住进了单位的集资楼，日子过的满不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世允可不满足于这些，他想要挣出个大钱，于是他于1996年2月份赴韩国作工，1998年夏天因某种原因回来过一趟，但时隔不久，又集资办理赴韩手续重上韩国作工。2000年今善考入了吉林大学法学院。他嫂子2000年9月份到韩国时还到过他的住处去看过，一切正常。 现在简述一下我丈人、丈母情况:岳父南志雄，1922年4月4日生于朝鲜江原道蔚珍生人，岳母尹癸姬，1923年1月7日生于朝鲜江原道蔚珍生人。蔚珍郡当时归属江原道，现属庆尚北道的一个郡。岳父青少年时期曾漂洋过海到日本国念过书，这也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罪状，挨了批斗。岳父母婚后生有两男三女。岳父解放后曾在贸易局、海关等部门工作多年。在延边和龙南坪(大女几南英子的出生地)、吉林、沈阳等地工作，最后到延吉一直工作到离休。在延边期间曾在州五金公司作过多年经理工作，后到延边财贸学校任教，作多年干训部主任和教务科科长工作。文革中被插队到敦化红石开发大队，全家住了好儿年，“四人帮”倒台之后全家搬回到延吉。大儿子南英哲吉林工学院毕业之后先是在安图农机厂工作，后调到延吉锅炉厂工作，高级工程师。厂总工程师(副厂级)。二儿子南英浩，原是延吉针织厂工人，他很孝顺父母，很有人情感，助人为乐的人，婚后有一个女儿。1993年他到韩国探亲和作工，他很会过日子，在韩国他攒了一定的财力，于1998 年初回国，搞了一段个体工商业，现在他边等赴美护照签证的下来，边作一些零碎的活。二女儿和三女儿都失去了丈夫，又都到韩国组成了新家庭，现在都过得相当和睦。我的原两个连襟车相元和许永哲1993年到俄罗斯做买卖去了。他们走之前曾到我家来看我并征求我的意见，当时我就跟他们讲，到苏联是挣不着大钱，治安状况也很差，且语言方面也很受制约，还是不去为好。最好你们还是想别的门路，苏联是不要去了。后来他们还是办了手续到了中亚。大约过了一年之后，从苏联来了很不幸的消息，许永哲突然病故了。永哲是很爱喝酒的，在那他也不断就继续喝，加之他身体上的一些毛病终于酿成大祸。于是英慧这边出资，相元的大弟弟到苏联配合哥哥一起处理丧事后回国。1999年的时候相元也因那里的买卖很不景气而回了国。由于他上班的州百货也很不景气而解体，相元就搞起个体文具店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环境，英淑1996年赴韩国打工去了，这样治理家务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他的肩上。他一边到个体文具店上班，一边还得照顾两个男孩儿，是很辛苦的。他的身体已在苏联打工时由于买卖不景气和劳累而得了轻微的脑血栓。英淑赴韩之后，由于家务事都由他来操持，上班又不顺心，因而在精神上受到了一定的打击。我发现他对自己的病情不在乎，也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积极进行脑血栓的有效治疗。这样他的病情越来越发展，越来越严重，脑血栓终于再发。 他犯病之后，到医院抓了药，打了针，在家进行治疗，我和大舅哥先后去他家看了他，我当时就劝他还是到就近的河南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可他说不要紧，过些时候就会好的。谁会料到第二天，他的病更加产重起来，下午的时候实在是支持不住了，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就有些人事不省。在情况十分紧急的关头，他母亲、弟弟、妹妹和孩子们将他送到延边医院急诊，由于在送的路上颠簸。可能使他更不好受一些，到医院之后情况就更坏了，医生说来迟了，没有希望了。这时星华给我们家来了个电话，让我们赶紧到医院来，这样我和英子、大舅哥全家先后到了医院，我们一进门诊屋时他弟弟等正给他穿衣服呢，一切都结束了，这样他的49年人生就了结了。后来英惠和英淑先后在韩国重新组成了家庭。现在她们的日子过得令人满意。 九十年代是国际形势风云大变幻的时期，东欧局势剧变，苏联解体，海湾战争爆发，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大变化。虽然如此，很幸运的是中国以稳健的步伐进行着改革和实行大开放，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了，进一步强大了，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这是有目共睹，无可辩驳的铁的事实。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的改革开始，逐步深入地进行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现在又逐步延伸到政治领域的改革，企业要改革，包括国家机关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都要进行改革。改则进，不改则腿，改则兴，不改则衰。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国家机关必须动大手术，必须运行彻底的改革，必须着眼于大力提高工作效率，必须大力降低工作成本，以尽可能少的人员，完成更多的工作量。要彻底转变工作作风，管理型变为服务型，要把工作做到刀刃上，税务部门要把监督和服务很好地结合起来，要增强税收法制观念，大力加强税收稽查工作，狠狠打击偷、漏、骗、抗税的犯罪活动、王作人员一定要大精简，对这一点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一个科室一两个人干活，"数人随大帮"的现象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一个处室能干好或者是能干工作的就是一两个两三个，剩余人不能独立地进行工作的局面不打开，对国家对个人都没有什么好处，应该采取改革的手段，优胜劣汰，留下精明的，轰走混饭的，只有这样国家机关才有生机，才有效率，才有出路。这是我三十年税务工作经验中的切身体会。因此我对目前全国上下进行的机构改革工作是抱着坚决拥护的态度，精简机构工作过去并不是没提过，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曾提过很多次，也进行了多次减员，但事后越精简人员越多，机构越庞大。就是因为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现在建行的改革措施更是击中了要害。可以说人事问题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之一。是引发其他腐败的根源，必须坚决惩治。国家机关将来应该全部岗位实行竞争上岗，我相信这个日子的到来为期不远了。2000年三月份的时候，我的办公桌椅和柜子挪到了办公大楼前面的小二楼楼上，局里将一些退二线的中层干部和老干部集中在一起，让这些同志在此学习和活动。因为这些同志都没有具体的工作任务，主要的任务是学习，平时一般业务活动都不参加，我继续进行了治疗，五月份的时候治疗股骨头的外用的药用完了，服用的药也吃没了这时右腿感觉还可以，这样我就决定开始适当地活动一下看一看腿的治疗效果究竞如何。开始我是坐车上班，好心的同志们问我现在走道怎么样，能不能坚持，从各个方面很照顾我，甚至不让我扫地。我到医院右腿照了相，从照相看不出什么进展，可感觉上好多了，从五月份到年底，只疼过三次，并且每次疼痛的时间比以往短多了，在这之前每次疼痛一疼起来就是七八天十来天的，而现在疼个两三天三四天后疼痛便消失了。这样半年多的时间里只疼三次，每两个月疼一次，比以前大有进步，我的精神状态也大有改观。我又定期地找医生咨询，医生听了后建议我少走路，少坐车，尽量多骑车子，这样能增强右腿的活动量增强股骨周围的大小血管的血液循环，骑车子还大大减少负重量。这样我就下半年开始骑自行车上了班。有的同志看见了就问我骑车子能行吗，有的同志说骑车对两腿活动大有益处。经过一段的骑车子上班，使我尝到了甜头，入冬之后我有些失望，因为经常下雪，路面比较滑，我就不敢骑自行车，使我失去了锻练的机会。从现在我的身体健康状况看，除了右腿有时因血液循环不顺畅而发麻，走路有些吃劲外，其他方面没有特大的毛病。但由于腿的活动不自由而缺乏锻练，抗病能力较以前差一些，患个感冒是家常便饭，吃了药马上好起来。我的血压属偏低，在正常情况下舒张压75，收缩压117，我20岁高考体检时的舒张压为70收缩压为110，35年来始终保持这个血压，身体一旦有毛病，血压就降，降到90和60，有时降到90和50。1983年、1991年曾出现过低压现象，2000年12月中旬患伤风感冒，扁桃腺发炎，头疼，血压就降到90和60，前两次低压现象的主要症状是浑身无力症，第三次症状有些异常，感冒好了血压恢复到原位。我1992年12月份曾犯过心绞痛病，经过治疗后，再没有复发。由于从1992年起开始服用中西药不断，胃的消化功能有些减弱，还经常伴随着便秘现象。从我个人感觉上产生上述症状的成因就是缺少运动量所造成的，根据我的身体情况，最好的锻练方法就是骑自行车。除此之外坚持做黄氏练功方法。身体是生活的源泉，又是从事各项活动的本钱。我的当务之急是同时治好心血管病和股骨头坏死，并认真吃好中药的基础上加强适当的运动，争取早日正常步行。只有达到这个目的进入新世纪后我可以正常工作、生活，完成退休前的各项任务。 “我的 55 年”到此止笔，就算是我 55 周岁生日纪念吧。我的55年人生是很平坦的，既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又没有什么“先进”的成绩，是一名极普通干部的工作和生活的活生生的记录罢了。记录的目的有三条:一是把我的55 年人生和我的家庭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向家人具体地说向父母亲、妻子、儿女和亲朋好友作一个比较清楚的交代，二是比较清晰地阐明我对一些社会和人生的问题的观点和看法供上述人员作参考，三是回顾人生历史，鞭策余生道路。我也不愿意予测我的余生的命运，因为人生的轨道是无法予测的，没有人能事先写好他的自传，但我有信心勇敢地面对今后，尽力提高今后的生命质量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体诸方面的素质，以回报社会，回报家人，激励后代们勇作新世纪的强者。 在“我的55年”中很少使用了“形容词”，而大量地使用了名词、动词、代词。言语也再普通不过了，白传是实纪，不是小说，我也没有这个水平，所以我是以最朴素的感情实实在在地记录了当时、当地、当事、当境。 对于我自己来讲“我的 55 年” 完全可以成为我余生的一面镜子。将鼓励我坚持写好“我的 55 年” 续篇。 平坦的人生并不是“平坦”的，甜、酸、苦、辣等各种味道将继续陪伴着你，开心的时候不要过于激动，头脑要冷静些，因为人生处顺境好过，却险，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灰心，要迎难而上，遇到挫折的时候，勇敢地重新站起来，以坚强的毅力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因为处逆境难过，却稳而且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能活一次，所以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光阴，必须过真实的、有价值的一生。人生既有暴雨，也有大雪，人就是在暴风雨雪中长大，在希望中长大，人假如没有希望，就等于没有灵魂，我的工作由于离岗而已经结束了，但作为人类的社会中的事业是没有完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何继续写好“续篇”，是我值得深思熟虑的重大课题。还是带着新的希望继续那剩余生命旅程吧。希望会使你年轻，因为希望和青春是同胞兄弟。 2001年8月1日 |
|
迎接伟大的新世纪（“我的55年”续篇）
20世纪末期，中国也开始兴起电脑热，电脑开始进入普通家庭。在单位科里已经用电脑操作会统报表，多少接触电脑，开始引起我的兴趣。心里想，现在已经搬进了新居，该填置新家具。于是与老伴和儿子姑娘沟通后，于2000年元旦购置了一台台式电脑。由于电脑刚兴起，价格比较贵，主机加打印机游戏机等共计11000多元。品牌为方正电脑。这样就就开始迈开学用电脑之路。操作电脑非常有趣，既可以打字又可以打印，还可以用电脑打电话，还可以视频聊天。“我的55年"(上世纪部分)自传就是用电脑打字打印出来完成的。儿子海勇2000年九月上日本留学后，将就用电脑通电话，还省了电话费。电脑是非常能干的学习和生活中的助手，又是知识渊博的顾问，有啥不懂的可以随时提问，及时得到解决。
|
